1月13日，国家医保局官网披露重庆康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荣医疗”）涉及重庆某医院商业贿赂案件，案件金额达800万元，是近期通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起。披露内容显示，2015年至2023年期间，康荣医疗实际控制人王某为获取重庆某医院的业务便利，先后5次向该院院长孙某支付现金贿赂。

近期，国家医保局已连续多日密集通报多起医药领域商业贿赂典型案件，涉案主体涵盖医疗设备企业、医药推广公司及执业医生，行贿金额从3.5万元至800万元不等，有案件时间跨度长达11年。

湖南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原秘书长黄修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案件暴露了寻租空间主要来源为信息不对称、监管链条断裂、利益捆绑，以及相关人员合规意识薄弱等，现有信用评价制度已发挥作用，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协同机制，以从源头压缩寻租空间。

为获取业务便利

向医院院长行贿800万元现金

据国家医保局披露，2015年至2023年期间，康荣医疗实际控制人王某向重庆某医院院长孙某请托，让孙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承揽医疗设备、采购耗材业务方面为王某的公司提供实际帮助。王某为表示对孙某的感谢，先后5次给予孙某好处费，共计800万元现金。

不仅如此，每次进行贿赂时，王某都将100万元或200万元现金装进编织袋或包中，并放进孙某汽车后备箱。

据孙某回忆：第一次发生于2015年春节后，王某假借孙某对其公司提供帮助的名义，将装有100万元现金的编织袋放在孙某汽车后备箱内；第二次发生于2018年下半年，王某希望孙某在医院大型设备采购方面提供帮助，在孙某答应帮忙后，王某将2个分别装有200万元现金的编织袋放在孙某汽车后备箱内；第三次发生于2020年下半年，王某希望多承接医院的防疫物资采购业务，在孙某答应帮忙后，王某把一个装有100万元现金的包放在孙某汽车后备箱内；第四次发生于2022年底，王某来到家中看望孙某，并将一个装有100万元现金的手提包和一些土特产放在地上，表示希望孙某帮忙消化囤积的防疫物资，孙某答应帮忙；第五次发生于2023年春节后，王某与孙某见面，在感谢孙某关照的同时，希望能增加其公司在医院的业务量，孙某表示现在竞争激烈，有机会他会关照的，王某遂将一个装有100万元现金的包和一些土特产交予孙某。

天眼查信息显示，重庆康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以从事批发业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96万元。通过天眼查大数据分析，康荣医疗参与招投标项目22次，公开招投标项目主要集中在2018年—2020年。

国家医保局认为，受贿人作为医院负责人，在医用耗材采购过程中接受利益相关方请托，多次收受巨额现金，企业贿送的财物最终都将计入医药产品成本，形成价格虚高空间，虚高部分没有用于创新和质量，也不属于企业正当盈利。同时，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企业提供帮助，挤压了合规经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重庆市医保局按照信用评价制度有关规定，综合重庆康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失信行为事实和涉案金额，评定其失信等级为“特别严重失信”，暂停其在重庆医药集中采购市场的配送资格5年。

业内：医药商业贿赂手段更加隐蔽

实际上，在康荣医疗案被披露之前，国家医保局还相继披露两起典型案件。1月12日披露的党某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显示，2012年至2023年期间，党某海在担任双丰林业局职工医院内科医生期间，利用开具处方的职务便利，收受多家医药公司业务员和销售经理给予的药品回扣款，共计78.91万元。

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党某海利用医生开具处方的职务便利，在选择药品类型和使用数量上为药品销售方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药品回扣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处罚金1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据悉，该案件已作为2025年第二季度医药商业贿赂案源下发，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黑龙江省医保局按照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要求，对案件涉及的6家医药企业开展信用评价处置。

更早前的1月11日，上海海怡莱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的商业贿赂案也被曝光。2023年1月，该企业与上海泓健医药公司签订协议，为“万脉宁”（达肝素钠注射液）提供在上海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信息服务工作。

上海海怡莱为了让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相关医生能多开具万脉宁药品，销售推广总监及股东袁某某承诺生殖免疫科医生顾某开具涉案药品即可给予好处费。经统计，2023年1月至12月期间袁某通过个人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4笔好处费，共计35046元。对应时段内上述医生共开具万脉宁18275支。上海海怡莱从泓健医药公司获取万脉宁2023年度市场推广和信息服务的业务收入合计868677元。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上海海怡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决定对其处以30万元罚款。

黄修祥指出，从三起案件看，涉案企业涵盖医疗设备供应商和药品推广公司等，反映出医药商业贿赂的主体多样化，并且贿赂手段演变明显，从显性现金向隐蔽化、专业化利益输送转型。这种转变利用了推广服务如学术会议、咨询合同的合法外衣，增加了监管难度，最终放大医保基金风险和市场扭曲。

黄修祥认为，未来监管升级需针对这些特征，强调预防性、穿透式和智能化，从被动查处转向主动防控，并且需从内部治理入手，压缩采购和处方环节的灰色空间，防范隐形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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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甄素静

编辑|段炼 董兴生 杜恒峰

校对|何小桃

封面图片：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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