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无力承担翻倍的房租而陷入债务泥潭,这一消息让许多人感到错愕。在大众的惯性认知里,“非营利”似乎等同于“有保障”或“不差钱”,殊不知这三个字背后,是一场理想与面包的艰难拉锯战。
所谓“非营利性医院”,并非指它不能有盈余,而是指它不能有“利润分配”。根据定义,这类机构不以赚钱为目的,其收入必须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盈余只能投入到自身发展,用于购买设备、引进技术,或是为弱势群体提供低成本的医疗服务。它们享受税收减免,但也背负着严格的法律枷锁——不能分红,不能将资产私有化,甚至终止运营后,剩余财产也不能由投资者处置。
然而,法律上的“非营利”并不能自动兑换成现实中的“不缺钱”。嫣然医院的困境,恰恰暴露了公益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剧烈冲突。医院可以不赚钱,但房租、水电、耗材、人工却都遵循着完全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当租金翻倍,而捐赠收入因大环境影响锐减时,这种“收入受限、支出无底”的模式便显得异常脆弱。正如嫣然医院所面临的尴尬:善款必须“专款专用”救治患儿,却不能用来支付房租账单。
这不仅仅是嫣然一家的困局,而是无数民办非营利机构的缩影。它们怀揣着改善民生的情怀入场,却往往在经营的细节中败下阵来。公众往往容易陷入一种道德绑架式的期待,认为既然是做慈善,就该无怨无悔,甚至在机构面临市场纠纷时加以指责。但商业契约的尊严与公益事业的延续,本不该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公益是目标,而商业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没有可持续的财务模型,再伟大的情怀也终将被高昂的房租击垮。嫣然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对非营利机构,不应止于道德的赞美,更应转化为对制度保障的思考。如何让公益机构在坚守初心的同时,拥有抵御市场风险的铠甲,才是解决“情怀与账单”之争的根本出路。(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