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正从认知意愿进入行动实践。

日前民政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从今年1月1日起，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登记的老年人，可以申请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抵扣比例为50%，机构养老服务券抵扣比例为40%。

这一聚民心、惠民生的政策，去年7月在浙江、山东等部分省市已先行开展试点，这次是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

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只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堪称“神速”，这充分反映出社会对这一政策的期盼；也揭示出随着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相关养老产业和制度亟待补位和完善；更反映了决策层对“投资于人”言出必行的果敢和担当。

失能主要是指依赖别人，不能自主生活，国际上用照护依赖来描述失能人员的生存状态。人们通常说的失去自己吃饭、穿衣、洗澡、排泄、移动等基本生存能力，就是一种严重失能状态。此外，失能还包括精神上的失智等。

在评估方面，国际上一般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量表和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IADL）量表，来判断失能状态，中国则主要以《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和《长期护理失能登记评估标准（试行）》等作为国家标准，将失能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并再将重度细分为Ⅰ、Ⅱ、Ⅲ级标准等。

人口老龄化正让中国的照料困境越发凸显。这一方面缘于席卷而来的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家庭结构和人口流动的变化，导致失能老人占失能人口比重不断走高。官方数据显示，全国有42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与健康的趋势和挑战（2015-2020）》估计，2030年中国老年人失能期将增加到7.44年，2050年增加到11.45年。

另一方面，我国重治疗轻预防的状况，让失能问题越发突出。当前人们依然用年轻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来看待银发经济，缺乏对老人需求贴切的理解。比如医养领域依然以治疗为主进行规划，在预防医养投入方面相对不足。

同时，未富先老问题正在冲击经济社会，以失能人口为例，专业护理价格不菲，北京等地重度失能老人入住养老护理机构每月平均费用在8000元左右，上门护理160元/小时左右、两小时起，上门助浴单次在400元左右；而目前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偏低，这导致失能老人家庭很难担负相关费用，进而增加了失能老人家庭的困境，4200万个失能老人意味着有上亿劳动力面临着这样的牵绊。

养老消费补贴在全国的推广，将极大缓解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有助于改善失能老人的生存状态，让其晚年生活可以更体面、更有尊严。不仅如此，这一政策的另一亮点在于补贴形式。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为失能老人送福利，尽管会面临一定的监管成本问题，但这种通过政府向市场采购而非政府自建直供方式，不仅边际成本更低，而且将激发市场活力和竞争。

假借市场之力的政府公共民生服务，是一种最经济的机制安排。因为对失能老人照料赤字的个人和政府共担机制，减轻的不仅是家庭的负担和压力，而且将释放家庭和市场的活力。

同时，从宏观上看，“投资于人”从认知到行动的全面展开，将充实经济社会的底座，提升经济社会的弹跳力、风险可承载能力，以及容错试错能力。“投资于人”的公共民生投入拉开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最美的画卷，其撬动的宏观杠杆率，将托举整个经济的耐力、韧性和爆破力。

当前，对公共民生的投入带有明显的价值洼地效应，政府投入规模越大、力度越强、覆盖度越高，其获益越将呈指数级放大。这是因为，公共民生的投入对经济来说是一种确定性投入，能够为创新驱动的市场主体可能性投入营造确定性场景。

因此，我们期待政府电子消费券等政策工具，能逐渐更多覆盖失能老人的实际支出。长远来看，公共民生应当被视作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予以支持，就像支持芯片等“卡脖子”项目一样，将公共民生看作经济健康发展的卡点堵点来加以对待。

人当思渐虑远，防于未然，则忧患之事不可近。失能老人考验的不仅是每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更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折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创造能力。加快提高“投资于人”的公共民生投入比重，让人们不再羁绊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困局，挖深民生护城河，开拓的将是更大的经济可行自由空间，奏响的是民富国强的交响乐。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