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全国人大代表李丰是一名从浙江农村到上海打工的农民工，还曾荣获上海市农民工先进个人。他广泛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骑上共享单车，在路边、商场做调研，全国人大代表李丰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快递、外卖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情况。

李丰：你干这一行有多久了？

外卖骑手：两三年了。

李丰：那你们现在有没有签长期合同，或者跟平台或者外包公司签劳务合同呢？

外卖骑手：没有。我们肯定想要保险、五险一金等保障，但是人家站长说你干就干，不干可以换。

根据相关规定，平台与外卖员、快递员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的也需签订书面协议并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但李丰在调研中发现，实际执行层面问题不少。

目前，外卖和快递行业主要有外包和众包两种用工模式。外包模式，是平台将站点外包，外包公司雇人干活，但是劳动者与外包公司之间往往只签一个协议，且并不规范。众包模式则是平台公司把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分派给非特定劳动者，这些接单的劳动者不属于公司员工，也不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倾向目前依旧比较突出，很多平台外包，做了去劳动关系化的设计。

带着从基层了解到的问题，李丰也走访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介绍，由于平台用工结构复杂，导致实际用人单位识别难，法律关系认定难，劳动者维权难。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顾慧萍：他们都是在网上签的，劳动者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表面上在平台上所属的公司，与实际为他发放工资、实施处罚、进行管理的主体都没有关系。

法官向李丰介绍，没有一个明确的劳动关系，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的问题，劳动报酬等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维权时也增加了难度。

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部分规模小或者资质不足的外包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低价竞争，并在中标后通过降低用工成本维持其利润，导致劳动者的权益受损。

不过，相比前几年，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方面，还是有不少可喜的变化。“十四五”期间上海试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至2026年1月底已累计有192万余人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

目前，一些平台公司也在尝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还有一些平台在尝试为个人缴纳社保人员提供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处长 汪洋：先把门打开，下一步再慢慢地解决资金问题，有平台也开始试点，对于长期活跃在平台的自由职业者参保，平台补贴一半。

李丰告诉记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庞大，社会保障一步到位并不容易。为保障劳动者权益，应该尽快强化合同源头治理，完善管理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建议强化协同管理机制，要求承接本市外包业务且用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定期向人力资源部门备案用工人数、用工的地点，推动劳动保障监察、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建立外包用工信息库，形成监管合力，逐步优化用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