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国两会，再次释放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当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之后，服务业开放这张更难的“考卷”如何作答？在“投资中国”成为两会热词的当下，吸引外资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多位来自实体经济和专业服务机构一线的代表、委员分享了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开放中国”再进阶

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扩大开放成为“开放中国”再进阶的一大重点，也是全国两会的关注焦点。

“将服务业扩大开放作为2026年的发展重点，有多重深意。”在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看来，当制造业趋于饱和时，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都是转向服务业发展，这不仅能直接拉动GDP，更能通过研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从‘卖货物’到‘卖服务’，培育增长新引擎，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朱建弟认为，服务贸易的壁垒往往不在关税，而在规则、管理、标准等“边境后措施”，因此，扩大开放的核心，是主动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开放促改革，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同时，通过主动开放，中国也能更深度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近年来，上海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逐年提升，2021年到2024年分别为75.5%、76.4%、77.3%、78.2%，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代表委员认为，上海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先行者”，更要成为“压力测试场”。

朱建弟建议，上海可以从多个领域切入，向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深水区”迈进。比如，促进专业服务的开放是衡量国际化程度的关键，上海可进一步放宽会计、法律、咨询、建筑设计等领域的资质限制，允许更多外资或联营机构直接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又比如，在金融科技方面，上海可以在金融开放基础上聚焦跨境支付、数字人民币、绿色金融等应用，吸引全球金融科技巨头设立研发中心。

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

从“十五五”时期服务业扩大准入和开放的领域来看，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都在“解锁”范围内，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被提及，“中国服务”的惠及范围越来越广。

这背后有不少共性问题。今年，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董事会主席蒋颖重点关注的就是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她注意到，当前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思路正在发生积极转变，从“刚性约束”转向“精准管控”，各个自贸区陆续出台《负面清单》，对汽车、医药、零售、民航、再保险等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跨境实施精细化管理。

“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比如，有些城市出台了字段级的《操作指引》，但缺乏数字化工具，企业查询和使用非常不方便。”蒋颖举例说，根据国家规定，清单外数据应免予申报安全评估、订立标准合同，便利企业出境，但在实际操作中，医药领域的清单外数据仍然要面临“一事一议”审核。此外，各自贸区出台的配套办法和实施指引，获取途径偏少、信息透明度不高，一些指导文件仅在服务大厅以纸质版面向数据处理者所在的企业开放，“查询和使用起来不够便利。”

她建议，各自贸区应针对负面清单之外的情形，商议提出更加统一、透明的执行指引，明确“负面清单之外可安全有序自由流动”的基本原则，推动执行尺度协调统一。同时，国家网信部门应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发起企业需求调研，针对目前企业需求迫切的场景，定期更新实施办法。她还建议各自贸区探索开发公共的数字化合规工具，嵌入预检、材料生成等功能，便利企业自查自评，让企业少跑路，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的便利化目标。

朱建弟代表在谈及数字领域开放时，也提到跨境数据流动的机会。“当下，许多金融、制造、生物医药类的跨国企业有全球研发、管理等需求，自贸区可以试点建立‘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和‘数据保税区’，催生专业的数据合规、数据托管、跨境数据审查服务产业。”

在朱建弟看来，服务业开放重点要从物理层面的“拆墙”，转向制度层面的“修路”，这需要系统集成创新。他建议，在政策层面，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在服务层面，不妨试点“监管沙盒”机制，针对数字经济、离岸贸易中的创新业务，如基于区块链的跨境支付、新型数字资产交易等，让政府与企业共同进入“监管沙盒”，在可控范围内测试创新，测试成功后再推广。

让消费者有获得感

服务业开放，最终要落到人的感受上。

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的观察视角，更多来自消费一线。他注意到，当前中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逐渐向商品与服务、体验消费并重转变。“人们对品质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优质医疗、健康管理和康养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推动医疗、健康等优质生活性服务扩大开放和进口，对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商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佐宏说，这既是落实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激发服务消费潜力的现实需要。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引入国际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可以在更高层次上丰富国内服务供给，让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服务。

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上海环球港举办草原风情新春民俗文化盛宴，巧妙将马年元素与多民族文化、国际交流相融合，实现客流和销售额双位数增长。“以前大家去商场就是购物，现在这些医疗、康养、运动、体检和健康管理等服务业态正成为商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升商业项目的功能复合度，也形成新的增长点。”丁佐宏以月星集团在黄山打造的“水云间”项目举例说，“我们正尝试将国际前沿康养理念与当地文化资源相结合，探索身心疗愈与文旅度假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开放合作不断培育新的消费场景。”

在丁佐宏看来，这种“以开放促提升”的良性竞争环境，受益的不仅是消费者和外资企业，也同样会推动国内服务业整体提质升级，“优质生活性服务的开放并不是简单的‘引进来’，更重要的是通过理念、标准和服务模式的交流互鉴，带动国内企业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让“投资中国”成为长期价值投资标的

采访中，全国人大代表、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服务业扩大准入开放和提质扩容，是‘投资中国’品牌最硬核的底气。”

汤亮认为，服务业开放的意义深远。“扩大准入开放是一种‘扩增量’，特别是让外资进入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意味着中国拿出了最核心的市场；提质扩容是一种‘稳存量’，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标准化建设和全周期服务，确保外资企业能公平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在他看来，这两者构成“投资中国”的闭环逻辑，让“投资中国”从一个短期热点，变成一个可预期的长期价值投资标的。

截至去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连续16年超过7000亿元，稳居全球前列。在华投资外资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整体呈增长态势。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新机遇面前，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丹建议从三方面发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他表示，首先是拓宽开放领域，充分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良好创新生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聚焦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领域，强化政策解读与宣传推介；其次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投资预期，坚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保障外资企业公平待遇，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扩大再投资；再次是集聚高端资源，强化服务保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与研发中心，健全全周期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外籍高管在华长期工作生活。

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不仅来自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更来自这些细微之处的“留量”能力。朱建弟同样认为，在服务业扩大准入和开放的过程中，要重视全生命周期服务和人才生态。比如，在人才领域要打造“类海外”的人才环境，不仅解决出入境便利问题，还要在个人所得税优惠、国际学校、国际医疗保险结算等方面提供便利，让海外人才‘来得了、留得住、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