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逃税的，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处理。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一审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量刑，被告人上诉后，二审改判为逃税罪。

最高法强调，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轻罪重罚。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批逃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最高法表示，我国税收监管正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对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也出现了新变化，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如利用“阴阳合同”逃税、秘密转移财产逃避追缴欠税等；职业化专业化特征明显，信息化水平提升，智能化越来越高，导致不少案件发现难、查处难、定性难。

前述案例显示，2018年2月，郭某与刘某在天津市西青区共同注册成立索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郭某作为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核心运营，刘某担任法定代表人配合管理。在2018年2月至12月短短十个月间，二人在与四川泸州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非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880份用于税款抵扣。经核算，这些发票价税合计高达1.6亿元，涉及可抵扣税额2300余万元。

税务稽查数据显示，索某公司2018年度申报销项税额5200余万元，申报进项抵扣税额5025万余元，其通过虚开发票虚增进项的行为直接导致国家税款大量流失。2022年9月，公安机关将潜逃多年的郭某、刘某先后抓获归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在一审审理期间，刘某家属代其退赔税款20万元，表达悔罪意愿。

该案一审阶段，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认为，郭某、刘某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遂作出郭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刘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的判决。宣判后，郭某以定性不当为由提出上诉。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中，重点厘清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界限。法院指出，两罪的核心区分在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若主观上是骗取国家已收税款的故意，可能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仅是逃避自身应纳税义务的故意，则应认定为逃税罪。本案中，郭某、刘某作为纳税义务人，在自身应纳税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抵扣少缴税款，主观目的是逃避纳税义务，而非直接骗取国家税款，其行为本质符合逃税罪构成要件。

结合郭某系主犯、刘某系从犯且有退赔情节等事实，二审法院作出改判：以逃税罪改判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认定被告人刘某系从犯，以逃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当前，通过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逃税案件多发，定性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最高法在阐述案例典型意义时指出，逃税行为危害的是国家应征税款，骗税行为则是直接骗取国家已收税款，二者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存在显著差异。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正是为了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法表示，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区分逃税和骗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骗税危害性更大，行为人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打击；基于“三个效果”考量，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轻罪重罚，有利于涵养国家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