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持续十天,战火不仅在中东蔓延,也开始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
当地时间2026年3月9日晚,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结束”,但不会在本周结束。特朗普表示,国际油价涨幅低于他的预期,他将采取一些与石油相关的制裁,以平抑油价。伊朗选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新任最高领袖,特朗普称对这一情况感到失望。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等五十多个城市的民众2026年3月7日举行游行集会,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呼吁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中东等国的军事干涉。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对这场军事行动的态度也明显分化,美国国内围绕战争必要性与代价的争论,正在升温。参考消息援引路透社最新民意调查发现,大约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赞成美以一起对伊朗进行袭击,而43%的人不赞成,29%的人不确定。

当地时间2026年3月7日,美国华盛顿,民众在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与伊朗开战,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警告不要与伊朗进行军事升级。图/视觉中国
反战的多数
“我不支持这场战争。它不仅轰炸平民,也给伊朗留下灾难。我们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看到同样的命运,在加沙也看到了破坏。”美国居民安东尼·普鲁登特(Anthony Prudent)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新华社3月7日报道,当日,数百名民众聚集在纽约市曼哈顿联合广场,高举伊朗国旗,手持“停止对伊朗战争”“不要插手伊朗”等标语,高呼“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是特朗普和美国”。
“目前反对军事行动的声音明显多于支持,但差距并不悬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唐文方提醒,关于民意调查,不同机构的样本量和调查方法差异较大,结果存在波动。
这种民意结构,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明显不同。
当时,美国政府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背景,战争在国际舆论中一度被包装为“恢复地区秩序”的行动,因此在美国国内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那时候支持战争的人是多数,”唐文方说,“这一次,支持反而成了少数。”
“美国此次的处理方式,实在缺乏战略考量。如今,整个地区,包括以色列、卡塔尔乃至整个中东,都已沦为一只火药桶。”美国居民安德鲁·哈迪斯蒂(Andrew Hardesty)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完全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所致,其后果立竿见影:我们已看到油价飙升。”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与群体分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陈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地理上看,街头抗议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沿海都会区(Coastal Hubs)——纽约、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最为活跃。同时,一些传统大学城也成为反战声音的重要据点,例如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娜堡、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波士顿。
从群体结构来看,抗议的核心力量来自美国进步派左翼(The Progressive Left)。尤其是以Z世代和千禧一代为主的年轻选民,他们是反战的主力军,也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派政治遗产的继承者。(桑德斯是一位政客,更是一位社会运动家。他重新定义了美国人对“政府职能”和“社会公正”的讨论范围。)
“一个新的变化是,部分右翼民粹主义阵营也加入反战阵营,一些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右翼参与其中。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也强烈反对‘无休止的战争’。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和左派一起上街游行,但在社交媒体和国会选区电话轰炸中,他们的声音颇有影响力。”陈捷强调。
仅从街头抗议规模来看,反战声音似乎仍属“边缘”(相比于某些国内议题如堕胎权等)。“但在民意层面,它是主流且正在扩大。过去我们认为只有上街才算主流,但如今可能只有数万人上街。当极左(AOC等)和极右(Tucker Carlson式的保守派媒体人)在‘不与伊朗开战’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时,这就是某种新的国民共识了。”陈捷解释。
综合媒体报道,3月2日,参加纽约抗议活动的犹太裔居民耶胡达·利特曼说:“我参加抗议是为了对正在经受恐怖大屠杀的伊朗人表达支持,我们对流血和不停的战争感到厌倦。这是错误和不道德的,是对人类的犯罪。”
2月28日在白宫外,抗议示威者苏·约翰逊痛斥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行为是独裁行径,“这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特朗普完全是自行其是,这让他成为一个法西斯,让我们的国家变成法西斯国家。”
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相比,陈捷认为有三个决定性不同。首先是舆论气候对不同。2003年,反战运动虽然规模巨大(全球数百万人),但在美国国内是逆爱国主义狂热(Post-9/11 Patriotism)而动的。当时布什政府拥有极高的支持率,反战者常被指责为“不爱国”。而现在,反战是顺应民意的。
其次是动员机制与信息环境的变化。2003年主流媒体(CNN、NYT、Fox)在战前基本充当了政府的传声筒(Cheerleaders),反战声音很难进入核心舆论场。如今,政府失去了对“战争正义性”解释权的垄断。社交媒体使得战争的恐怖画面、反战论点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第三是政治联盟结构的变化。2003年,反战主要力量来自自由派左翼。而现在,反对战争的是来自左翼的进步派和来自右翼的“美国优先”派。这种“红蓝合流”的反战结构,让白宫在推动战争授权时面临更复杂的政治阻力。
“2003年的反战运动是‘广而浅’的,”陈捷说,“而现在的反战情绪‘深且硬’,它根植于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以及长达20年的战争创伤之中。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在国内政治上都极有可能是一场政治自杀。”

当地时间2026年3月9日,特朗普举行对伊朗动武以来首次新闻发布会。图/视觉中国
战争立场的党派分歧
在唐文方看来,美国社会对战争的态度,最重要的分界线并不是战争本身:“最大的分歧,其实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
他预计:民主党绝大多数反对战争,共和党支持者的支持度相对更高。
美国社会的舆论版图,与美国政治地图高度重合。“如果你看美国地图,蓝州和红州基本就能大致判断支持率。”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普通民众并不会深入研究国际局势,而是按照党派立场形成态度。“有些人可能并不太了解中东局势,但一听说是特朗普发动的战争,他就会直接反对,因为他本来就反对共和党。”
这种意识形态驱动的判断,在当前高度极化的美国社会非常普遍。
“美国国内政治真正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对于反战舆论是否会真正影响美国决策,唐文方认为,关键仍然取决于选举结果。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对此持相同看法:目前美国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反战运动,所谓反对声音更多体现为党派政治分歧,而非广泛的社会动员。
“支持的、反对的都有,但目前看,并没有出现像越战或伊拉克战争时期那样的大规模反战示威。”
作为反对党,民主党提出最核心的问题是战争授权是否合法。
近期,民主党议员已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提出相关议案,要求限制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不过,由于共和党在国会占据多数,这些议案均未能获得通过。
示威者苏·约翰逊表示,特朗普发动战争是出于个人的急躁与霸权思维,“他觉得‘国内的问题搞不定,那就去中东惹是生非’。”她指出,尽管宪法规定总统无权在未经国会许可的情况下攻击他国,现实却是“总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会的想法已经无关紧要了”。
不过,美国法律也规定,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一般不能持续超过60天。如果冲突长期化,政府将面临更大的法律与政治压力。
“如果军事行动持续扩大,部分原本支持的选民也可能出现动摇。”赵穗生说。
赵穗生将当前美国社会的政治态度大致概括为三个群体:一端是坚定支持特朗普的核心选民,主要包括部分工人阶层和全球化受冲击较大的群体。另一端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他们整体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而这两者之间,是数量庞大的中间选民,他们往往更关注经济表现和生活成本,而不是意识形态立场。
“最终的政治影响,很可能要到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赵穗生说。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浩岚指出,在一些公开表态中,美国政府甚至承认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军事威胁,这进一步削弱了行动的正当性基础。
在采访一位美国普通民众时,南方周末记者遭到对方拒绝,对方提出“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的说法,甚至提及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或秘密组织“控制世界”的阴谋论。
对此,王浩岚认为这类阴谋论并不成立,但以色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确实客观存在。在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方面态度更为强硬,而美国作为盟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跟进。
“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甚至有些讽刺——美国是超级大国,却在中东问题上受到一个小盟友的牵制。”他说。
王浩岚认为这种影响源于长期因素。一方面美国国内长期存在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游说网络,并具有相当影响力。
另一方面,二战后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大屠杀,使西方社会对犹太民族形成较强的道义同情,由此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中拥有较大的政治空间。
此外,部分美国右翼基督教群体将以色列视为圣经中的“应许之地”,把支持以色列视为一种宗教与政治立场。
“在美国政治语境中,以色列议题往往被与反犹主义问题捆绑。”王浩岚说,“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批评以色列,就会被指责为反犹。”
战争账单
在普通民众层面,唐文方认为,美国人更关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可能带来的现实后果。例如美国军人伤亡增加、油价上涨、中东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供应。
“如果我们想要全民医疗、全民托儿或其他社会服务,政府突然说没钱。”安东尼·普鲁登特(Anthony Prudent)说,“我记得疫情期间特朗普说过他会给每个人2000美元,但我们并没有看到那笔钱。所以我们看到,打仗总是有钱,但没有钱养活穷人。”
赵穗生指出,当前美国通胀率已达到约3%,而中东局势紧张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市场。“油价已经开始明显上涨,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他举例说,自己前几天加油时汽油价格还在每加仑两美元多,现在已经超过三美元。如果油价继续上涨,不仅交通成本上升,其他商品价格也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很多美国人担心战争会加剧生活成本压力。”他说。
这种经济焦虑与美国近年来的政治变化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对长期对外军事干预的支持度逐渐下降,越来越多选民认为美国不应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新华社3月7日报道, “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纽约的抗议者马娅说,“美国政府每天在这场战争上的开支高达10亿美元,而我们自己却面临着可负担性危机。这笔钱应该用于造福美国人民,用于改善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公共交通等,唯独不能用在战争上。”
“很多人认为,美国应该把资源更多用在国内,而不是在海外发动战争。”
这一情绪也是特朗普能够赢得部分选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他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减少海外军事干预,将资源集中用于国内经济发展。
“对于普通美国人,尤其是生活在铁锈地带或郊区的家庭来说,他们更担心战争带来的后果,而非战争本身。经过三年的高通胀和美联储连续加息,美国中下阶层的财务缓冲空间已经极度萎缩。”陈捷进一步解释,“面对接近 39 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普通民众(尤其是年青一代)开始意识到,每一笔发往海外的军援,最终都会转化为他们未来几十年需要偿还的加息负担或福利削减。这种‘后果导向’的恐惧,正是反战声音能跨越党派、形成交叉共识的最底层逻辑。”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花了20年、几万亿美元,换来了什么?为什么要再来一次?”
“我和我的孩子都将为此付出代价——通过纳税,通过被放松的监管而承担更大的健康风险,通过国家在世界面前失去的声誉,以及通过我们的税款被拿去资助一个外国国家。我经历过足够多次经济危机,知道每一次都是谁在为此埋单:总是普通人承担损失,却从未分享复苏时的利润,也从未参与过那些导致风险的决策。”美国居民布赖恩·哈尔弗森(Brian Halverso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地时间2026年3月9日,美国洛杉矶,汽油价格广告牌。图/视觉中国
道义“破产”和信任赤字
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民众担忧此次行动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我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极度悲观。他当时的原话是:‘我将成为和平总统。’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与他所竞选的平台截然相反,也违背了他在2024年大选前所说的一切。”安德鲁·哈迪斯蒂(Andrew Hardesty)感叹,“我真正担忧的成本,是美国在全球声誉上的损失。”
布赖恩·哈尔弗森(Brian Halverson)说:“我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我看来,美国以背信弃义的谈判为幌子,发动了无端攻击,杀害了外国领导人,还轰炸了一所女童中学。这样的行径,有良知的人怎能支持?我实在无法认同这种做法,只能予以谴责。”
王浩岚认为,“如果美国被视为随意使用武力的国家,长期来看会削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
尽管美国在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Resolution),试图限制总统未经授权发动战争。但在实际操作中,总统往往仍然掌握较大的军事决策权。
“如果美国无法有效处理伊朗危机,其盟友(尤其是海湾国家和北约)会怀疑美国的‘安全承诺’是否已沦为一张空头支票。从道义层面看,当美国宣称捍卫民主,却在某些地区卷入长期战争或支持威权盟友时,道义高地的坍塌会导致软实力的断崖式下跌。这种‘虚伪感’的标签比战争本身更难消除。”陈捷解释。
“由于我已年过五旬,很多曾经从军的老同学如今都已退役,只有一位朋友仍在服役。他们的观点是:特朗普政府所作的决定,极其不明智。他们和我一样担忧可能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更担心美军地面部队被派往伊朗。”安德鲁·哈迪斯蒂(Andrew Hardesty)说。
“这场战争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在赵穗生看来,目前美国社会对战争的最大疑问,还在于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如果政府无法明确战争目标,或冲突长期化,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可能会逐渐增加。
正如安德鲁·哈迪斯蒂(Andrew Hardesty)的感受:“没人真正清楚缘由。我们只知道特朗普政府官方怎么说,但其内部却声音不一。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两人的说法截然不同,而特朗普本人的说辞更是日新月异。”
王浩岚说,“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打?什么时候结束?最终要达到什么目标?”
对普通人而言,“我只希望每天早上醒来时,不必为政治、战争或丑闻而忧心忡忡。我想醒来时,只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发我家狗狗的视频,或者给你们看看我的猫咪。”德鲁·哈迪斯蒂(Andrew Hardesty)期盼着。
• (南方周末记者毛淑杰、南方周末实习生曹文淇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程海琴
责编 姚忆江
本文转自3月11日南方周末,欢迎关注“人大重阳”平台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