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夏天。全国各地的气温屡创新高，普遍突破了45摄氏度，逼近46摄氏度。4月26日，马哈拉施特拉邦维达尔巴地区的阿科拉，甚至录得了全国最高的46.9摄氏度。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无论是人口普查工作人员，还是刚刚参加完西孟加拉邦选举投票的选民，都有人在高温中失去了生命。一名男子原本只是想乘公交去参加一场婚礼，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悄然离世。就在4月下旬，全球最热的50个城市全部落在了印度的版图上。

强烈的阳光刺眼而炽烈，即便是清晨七点，光芒也让人不得不下意识地遮住双眼。农民们被迫放弃了田间劳作，牲畜在高温下苦苦挣扎，作物枯萎歉收。联合国的报告警告，这场热浪正在将印度的粮食供应推向崩溃的边缘。更令人担忧的是，极端高温不仅会引发心脏病发作，还会造成肾脏损伤，扰乱睡眠，甚至加重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精神健康问题等慢性病的症状。报纸上偶尔会见到一些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报道，但在印度，绝大多数死亡事件都未被正式记录。我从事健康新闻几十年，深知在任何灾难中，那些早逝的人——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患者，还是最近的COVID-19患者——最终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数据。当尸体堆积成山时，社会才会意识到灾难的严重性，才会给它冠名，甚至设立纪念日。印度，如今正走到那一步。

事实上，第十六届财政委员会早就建议将热浪列为国家灾害，但要从现政府获得资金来减轻死亡或赔偿受害者家属，却需要穿越繁复的官僚程序，这种繁琐甚至能让最坚定的战士泪流满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将绿地覆盖——包括树木、湿地和生物多样性热点——视为缓解高温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印度，情况却截然相反。政府、法院与私人开发商形成联盟，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掀起一场无情的砍伐狂潮。在纳西克，尽管民众高声抗议，那些屹立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古老榕树依然被一一砍倒。在浦那，古老树木被牺牲，只为让出四车道高速公路的空间。在班加罗尔，树木为地铁工程让路；而在向来气候温和的克什米尔，桑树、核桃树和梧桐树也不得不为拓宽道路、建设智慧城市而被移除。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时，曾公开否认气候变化，这让许多印度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震惊。他对学生说：气候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如今，印度的特大城市正被酷暑煎熬，贫困和边缘化群体中长期存在的种姓、阶级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被进一步放大。街道上，除了无家可归者和小贩，几乎空无一人；而富人们则躲在空调车内，从装有空调的住宅前往同样配备空调的办公室、商场和学校。在这个不断创造新方式忽视最弱势群体的国家，穷人被彻底抛在一边，只能在烈日下自生自灭。

面对肆虐的热浪，哈佛大学南亚研究所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尖锐的问题：多热才算过热？研究人员指出，人体能够承受的热量是有限的，一旦超越极限，身体就无法自我降温。而这一极限值低于湿球温度35摄氏度。超过这个阈值，即便是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即便在阴凉处、饮水充足，皮肤汗流浃背，核心体温依然会不断上升，最终在数小时内因中暑死亡。报告还悲观地指出，近3.8亿印度人正生活在超出人体生理承受能力的环境中。然而，莫迪政府在进一步加剧民众困境之后，依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透明记录每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科学家、记者和公共卫生专家越来越多地批评印度的高温数据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数据支离破碎、前后矛盾、运行缓慢、缺乏透明度。印度气象局（IMD）也因温度读数透明度不足而广受诟病。2024年5月29日，IMD甚至将52.9摄氏度的错误记录归咎于传感器故障。每年夏季的酷热，总会引发公众对IMD系统的新一轮审视，而这种审视，早该到来。 今年的热浪影响仍在评估之中，但对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持续两个月、毫无喘息的紧急状态。在热浪后期——气温连续40天超过40摄氏度——莫迪政府才勉强启动了期待已久的热浪行动计划。如同以往的危机处理一样，这场致命的热浪被巧妙地变成了一次政治品牌宣传。镜头前，民众排起长队，政府官员用来路不明的毛巾用力擦拭他们的脸庞。就像当年印有他照片的COVID-19检测证明一样，印度新设的避暑点（遍布首都）也贴满了总理的头像。这项由纳税人资助的热浪行动计划，成为莫迪一系列旨在让民众对执政党保持感恩的忠诚工程中的最新一环。与此同时，这个国家从废钞令、废除宪法第370条、新冠疫情封锁等一系列国家创伤性事件中汲取了集体智慧：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想要对全球变暖引发的灾难做深刻反思，如今恐怕无人可助，那只能留给后人。此刻，我们只能独自面对这场煎熬。只有我们，以及那些可恶的人——大多数是男性——他们砍伐树木，把别人的生命当作儿戏。我坚信，一位不相信气候变化的首相，绝不可能成为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