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大额投资失利，小股东认为董事长、高管违规操作造成公司巨额损失，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高管赔偿近千万元，该诉求能否获得法律支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清晰划定了股东维权、董事高管履职的法律边界，为创投机构、中小股东、企业经营者敲响合规警钟。

案情简介

两家创投机构是公司小股东，合计持股仅3%。2016年4月25日，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将6000万元闲置资金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保本低风险理财，明确禁止股票、信托等高风险投资。但后续该笔资金最终作为借款流向其他公司，到期后对方仅归还900万元本金，剩余5100万元长期拖欠。

2024年，两家创投股东通过司法文书才知晓这笔巨额出借业务，认为公司董事长和另外一名董事（兼经理）刻意隐瞒，伪造2016年4月29日股东会决议、违背前期理财决议，未尽董事、高管忠实勤勉义务，直接造成公司巨额债权无法收回。

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代表诉讼需先履行前置程序，两家股东向公司监事发函，要求监事起诉两名董事，但监事书面回函拒绝维权。随后股东自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诉请其向公司赔偿765万元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后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北京一中院。二审审理查明，借款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保证人房产拍卖回款860余万元，名下股权仍在查封待处置，债权尚未完全确定无法收回；同时股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股东会决议系伪造，增资协议内部约定不能约束公司董事，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争议一：股东能否仅凭主观怀疑，认定股东会决议伪造？举证责任谁承担？

小股东主张2016年4月29日同意对外借款的股东会决议是拼凑旧文件签字页变造而成，完全未通知自己参会，决议不具备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股东仅对比两份决议签字页格式相似，未提供鉴定、证人等实质性证据；肉眼即可分辨两份决议签章位置、签字存在明显差异，无法证实决议伪造。同时，截至二审开庭，股东从未单独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无效，在此案股东代表诉讼中直接否定决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仅凭猜测、怀疑不足以推翻书面股东会决议效力。

争议二：股东之间的《增资合同书》，能直接约束公司董事、高管吗？

股东上诉提出，当初全体股东签署的《增资合同书》明确约定，公司大额对外投资、借款需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九家投资方股东全部同意，董事会也需投资方委派董事表决通过，但案涉借款未满足该程序，董事、高管明显失职。

法院认为，增资协议仅约束签约股东，不能直接约束公司、董事、高管。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最高自治文件，对全体股东、董监高具备法定约束力。此案增资协议约定的特殊表决规则，并未写入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董事、高管仅负有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法定义务，无义务额外遵守股东私下签订的投资协议。股东若认为其他股东违反增资协议，应当另行提起合同违约诉讼，不能在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中要求高管承担责任。

争议三：董监高勤勉义务如何界定？投资回款未结清，能否认定公司已产生实际损失？

法院裁判观点：董监高损害公司利益侵权责任，需同时满足四大要件：1.存在违法、违规或者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2.主观存在过错；3.公司已产生确定实际损失；4.行为与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四项缺一不可。

首先，本案两名董事不存在失职行为。两份股东会决议形成完整投资逻辑：4月25日决议委托理财，4月29日细化理财投向为向一公司发放担保借款，资金通过理财公司划转，配套签署完整委托理财、借款协议并支付管理费。借款逾期后，公司第一时间起诉借款人、连带保证人，胜诉后立刻申请强制执行，查封房产、冻结股权并完成房产拍卖回款，完整履行催收、维权流程，尽到普通经营者合理注意义务，无怠于履职、滥用职权行为。

其次，此案公司损失尚未最终确定。侵权赔偿以实际发生的损失确定为前提。案涉5100万债权仍在执行阶段，保证人股权未处置完毕，后续仍有回款可能，现阶段无法认定公司形成不可逆亏损，股东主张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基础。

法官提醒

法官提示，中小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需履行前置程序。发现董监高侵害公司利益，必须先书面请求公司监事（针对董事高管）、董事会（针对监事）提起诉讼；只有监事/董事会明确拒绝、或收到请求30日内不起诉，股东才有权以自己名义起诉，本案股东虽完成前置程序，但核心举证不足依然败诉。

另外，诉讼中举证要充分，不能只靠推测。起诉董监高赔偿，必须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其存在违规操作、公司形成固定损失、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单纯主观质疑、比对文件外观，无法达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