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开辟的大规模海运粮食通道，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壮举。它不仅彻底解决了南粮北运的难题，也为京师提供了稳定而充足的物资保障，同时激活了当时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创举的背后，竟然站着两位曾经声名赫赫的海盗——朱清与张瑄。

元朝的都城设在今天的北京，被称作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和军事核心。京城人口庞大，粮食消耗惊人。据史料记载，元朝每年征收的粮食高达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十石，其中近千万石产自南方。由于当时经济中心仍聚集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南一带，大量粮食必须从南方调运至京师，保障皇城的运转与百姓的生活。

要将如此庞大的粮食从江南送到大都，传统漕运路线极其繁复。漕船必须从浙江各地出发，顺江南运河汇集至扬州，再沿淮南运河北行，经过高邮等地抵达淮安，进入准水，然后转入黄河——当时黄河在淮水下游汇入东海——逆流而上，直达中栾旱站（今河南封丘）。此处水路中断，漕粮需转为车运或牛驮，经陆路运至淇门镇（今河南淇县南），再重新入御河（今卫河），一路向东北，经临清，再北上直沽（今天津），沿河漕渠直达通州，最终抵京。整个路线曲折迂回，河渠虽多次整治，但仍时通时塞，漕船畅行难以保障，京师时常面临粮食供应紧张的困境。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至元十九年（1282年），丞相伯颜灵机一动，想起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载图籍的经验，便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用海船运粮的建议。原来当年伯颜率军攻下南宋都城临安，掠取了大量宫殿、官府、寺院的乐器、祭器、郊天仪仗、宝册和图书等物资。然而因淮东地区尚有南宋军队驻守，这些战利品无法顺运河北运。伯颜遂命朱清与张瑄二人用海船将物资运往京师。他们长期漂泊海上，对航线熟悉，由崇明出发，经海路至渤海湾直沽，再由陆路运至京师。这次海运的成功，为元朝大规模海运粮食开辟了先例，使朱清和张瑄成为海运漕粮的主要奠基人。

海运漕粮的历史并非元代独有。早在秦代，《贾子新书》中就有记载：“输将起自海上而来。”隋唐时期，也曾通过海路运送军粮。隋炀帝征辽东的军粮，就由莱州入海运至辽东。杜甫在《后出寒诗》中写道：“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在《昔游诗》中亦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陵蓬莱。”可见，自古战争频繁之地，粮食和布匹多依靠江浙沿海的海运，运至北方。

但在元以前，海运多为战时军粮调运，规模有限。元代则不同，随着大型海船制造技术成熟，以及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广泛应用，大规模海运粮食成为现实。忽必烈采纳了伯颜的建议，使海运成为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支撑。

那么，这两位海盗朱清与张瑄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又是如何从江海之上的亡命之徒，转而成为元朝官员的呢？朱清、张瑄活跃于宋元之交的东海、黄海及渤海，名声赫赫。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宋季年，群无赖子相聚，乘舟钞掠海上，朱清、张瑄最为雄长，阴部曲曹伍之。”

朱清，字澄叔，生于浙西崇明州姚沙，家境贫寒。幼年随母捕鱼、樵采，卖柴维生。少年时为谋生计，曾到富豪杨氏家中当工，驾船经商。杨氏虽富，却苛待雇工，朱清不堪凌辱，愤而杀东家，遂漂泊海上，集结追随者为党魁，兼事私盐贩运与海盗活动。一次，他在吴淞江运盐时，结识了同样擅长海上生计的张瑄，两人意气相投，遂成为生死兄弟，共同驾船出海行劫。 张瑄，平江嘉定八都新华村人，自幼父亡，跟随母亲乞食。长大后，魁梧健壮，勇力过人，嗜酒好博，乡人视之为恶少年。结识朱清后，与其同枭群党，贩私盐并从事海盗，屡与官兵作对。后因被巡盐官捕获，二人及同伙共十八人入狱候刑。浙西提刑洪起畏审视其风采，暗中赦免，谕曰：“今中原大乱，汝辈皆健儿，当为国家立恢复之功。”于是二人获释。 尽管被秘密释放，官府仍不放松追捕，朱清与张瑄被迫携众出海，沿东海、黄海、渤海巡行，活动范围从通州至胶莱一带。他们率领五百艘海船、数千人组成的海盗队伍，抢掠官宦与富户，从不侵扰贫苦百姓，因此赢得沿海民众的拥护与支持。为了生存与航行安全，他们极其重视航道开辟与发展，要求船队熟知海域的深浅、流向、暗礁与岛屿位置，确保每一艘船都能顺利航行。十五六年的海上漂泊，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为后来的海运漕粮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