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清年少眼如冰。1998年出生的方效儒，履历放在任何一家招聘网站上，都会被贴上“精英”标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本科、纽约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数据分析硕士，曾在世界银行从事影响力投资，随后在硅谷从事AI+教育领域的创业。

但此刻，他在广东罗定一所K9学校的百日营里，已经连续驻扎了35天。窗外是粤西县城的街道，没有纽约的摩天大楼，没有硅谷的谈笑风生，甚至连接待重要客人的会议室都平平无奇。

“硬件相对来说确实不算多先进。”他说：“但一旦走进性情教育展教馆，心里某种感觉就生出来了——是一种道场的感觉。”　　

这位28岁的年轻人，用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把自己从全球最前沿的技术高地，投送到中国最基层的教育现场。他说：“我很喜欢尼采的一句话，‘我想不出比投身于伟大而不可能之事，更好的人生目标’。对，我们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高中就想改变世界，读研时发现错了”

方效儒的父亲从事教育事业，2006年在广东清远创办了清实学校。但方效儒自己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回忆说，“我高中就出国，接受了很多西方教育，它们会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告诉你：去改变世界！但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世界之前，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没有？家里的事情做好了没有？”

这个疑问，是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时才真正击中他。　　

“霍韬晦先生讲性情教育，核心叫做‘生命成长’。与我们古人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先修养自身、端正己心，这是修身；然后承担起家庭责任，这是齐家；在此基础上，也要为社会、为国家尽一份力。它是有次第的。”

方效儒重新审视自己接受过的教育，最终发现了常常被忽略的、极其重要的两个字——“责任”：“它跟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理念会更贴近。很多真正永恒的智慧，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跨越时空相通的。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先进。霍先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传统学问做了现代转化。”

“鸟类学家并不一定真的懂鸟”

“我创业的核心原则是：什么能够对人类的长远发展有最大的意义？我能够在其中做些什么？所以我最终选了AI教育这个方向。”

但真正让方效儒从“做教育产品”转向“办教育”的，是一次认知上的撞击。在硅谷创业时，他和合伙人发现，所有AI教育产品的研发都面临同一个困境：找不到高频迭代的真实场景。“我们很想找到学校一起共创，让技术真正落地真实的教育场景，为学生赋能。”回国后，父亲的学校成了他天然的试验田。随后，更大的缘分开启——他遇到了喜耀学校的校董霍梁芷媚。后者在喜耀深耕十数载，践行霍韬晦先生生命成长理念的同时，也在对学校进行着体系化改革。　　

“梁校董跟我说学校从2022年开始使用飞书的时候，我当场就肃然起敬。”方效儒回忆，“因为在2022年，飞书还不够成熟，我也帮一家私募公司搭建过知识体系。当时能把飞书用好的人不多，而且飞书比钉钉贵几十倍。一个学校能花这个钱并且把它用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深层的共鸣，来自价值观。当他遇到喜耀的性情教育体系时，几乎是一拍即合。“我当时还没有接触到霍先生的整套理论，梁校董跟我提到一些关于学校改革的理念、经验和案例，它本身的魅力已经足够了。”

“我确实不是学教育的。但我觉得，鸟类学家并不一定真的懂鸟，正如教育工作者不一定非得学了教育学才会做教育。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以及教育的智慧，可以从教育实践中来。梁校董之前也并非教育科班出身。她早年是知名的商业顾问和管理专家。2005年接触到霍先生的‘性情教育’后深受震撼，2010年弃商从教。”

“投身教育后，她将自己独创的‘四流四化’方法论带入喜耀——这是一套将理念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操作体系的系统化思维，让教育理念不再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真正走进课堂、融入日常。用她自己的话说，‘四流四化’解决的就是‘规模化、可复制’的问题——这正是教育从‘一个人的情怀’走向‘一群人的事业’的关键。”

百日树人：100天重塑教育者

方效儒和梁校董共同发起的“AI教育管培生训练营”（简称百日营）项目，听起来像是一场教育界的特种兵训练。时间很长，但核心目标很清晰：培养既懂性情教育、又懂技术的未来学校骨干。

“为什么要100天？就好像军训一样，那些知识可能3小时就能讲清楚，但100天真正练的是习惯，要内化于心，才能外显于行。”他说。百日营的课程设计，处处透着“解构”二字。开营第三天，学员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完整体验了一次“六方对话”——喜耀独创的关于“吃”的生活教育课程。体验完之后，再一步步拆解：为什么每个环节要这样设计？如果不这么设计会怎样？

“拆得非常细，”方效儒说，“大家就能通过一个小点，看到背后的整个理念。通过一次六方对话，看到了背后的换位思考，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系统化思维。”

他现在带领的“学法组”，正在推进四个项目：勾点圈画、联前后理结构、概念活化构成的“喜耀学法三部曲”；基于三区理论（恐慌区、学习区、舒适区）的自我认知课程；英语自然习得法的体系化落地；以及一个AI平台进课堂的实战项目。“我们都会用梁校董教的这种解构的方法，抛下过往做项目的经验，用这套新方法重新做一遍。然后会发现，我们对项目的理解和把控程度会深很多。”

18个孩子的“西游道场”

采访中，当被问到喜耀什么地方最打动他，方效儒没有提那些精巧的管理系统或亮眼的成绩数据，而是平静指着对面的展示墙说：

“走进展教馆的那一刻，看到墙上的老先生们和整个喜耀的办学故事，你就放下了对所有硬件的追求——那都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老先生”包括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学的祖师爷们：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以及喜耀的创办人霍韬晦——后者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师从唐君毅、牟宗三，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二十余年。

1999年，他带着一群海外学员在广东罗定逐户敲门招生，虽精诚所至，但喜耀的第一批学生只有18人。

“就像《西游记》的故事”，方效儒说，“手拿真经，想要传递给大家。但开头是很艰难的。”

吴承恩在《西游记》里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真经不在西天，就在这一届又一届的喜耀学子中。27年后，这所从18个孩子起步的学校，已经成为当地的教改示范学校。

“我在喜耀待了很长时间，经常来出差，一来就住几天。现在百日营我已经在这里待了35天。”方效儒说，“整一个时间下来，我能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能量非常浓的场域里面去学习、去进步。喜耀给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很纯粹。”

AI时代的成长教育，在于突破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AI与教育的关系时，方效儒给出了一个判断：

“我们不是在做AI教育，我们是在做AI时代人的成长教育。”

他指出，互联网时代的MOOC（慕课）虽然把全世界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免费开放，但并没能改变“学校如何教、学生如何学”这两个核心问题。但AI时代带来了真正的可能性。

“我们把AI当教练，它对整个学法本身的帮助、思维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他说，“人的成长就是要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限制，包括认知限制、情感限制。怎么样使用技术赋能去帮助学生突破自己的瓶颈——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未来，他的愿景朴素而宏大：“我们的愿景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性情教育’。”

清实学校和喜耀的合作，正是这样一个单点验证——如果清实的改革可行，就会有更多学校看到：这套体系是可以复制的。

“我们相信，如果用这套体制，加上百日营的训练体系，一个学校改过来是相对容易的。”他说，“但如果缺乏体系，想要做学校改革，那是非常艰难的。”

采访的最后，方效儒提到了梁校董的一门课程，叫作“一花一世界”。

“背后的东西其实是禅宗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很多普世的东西是相通的，无论在哪个领域。”

他把这一切归功于更深远的力量：“这一系列的东西，归功于霍先生和他的整一套教育理念与体系，也包括他的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以及我们这么多古圣先贤——是一以贯之流传下来的。‘性情’二字，就是孔孟的‘仁义’。我们只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才有今天的这些成果。”

这个从硅谷走进罗定小城的年轻人，正在用他的方式验证一场教育界轰轰烈烈的实验成果：以传统文化为魂，以现代教育为形，以系统与AI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