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波县教师为什么不反抗?
——从“耻辱合影”看教师的尊严与“说不”的权利原创作者|杨林柯
教育部门为什么要用如此粗暴的方式管理教师,当然值得追问。但看着照片,我却产生了另一个更加难以释怀的问题:
为什么台上的教师没有一个人说“不”?
为什么没有人拒绝上台?为什么没有人拒绝在“耻辱”二字前合影?
这可能才是雷波事件最值得整个教育界反思的地方。
最可怕的不是被羞辱,而是习惯了被羞辱
我们当然不能仅凭一张照片,就断定这些教师“没有尊严”或者“天生奴性”。他们可能害怕职业风险,可能担心事后受到报复,也可能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反抗都没有意义。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
一个人选择沉默,也许是迫于无奈;一群人面对明显不合理的事情都选择沉默,就值得反思一种组织文化了。
“领导让干就干吧。”
“大家都这样。”
“又不是我一个人。”
“忍忍就过去了。”
当一个人逐渐习惯用这些话安慰自己,权力对人的控制就不再需要太多强制。
最深的服从,不是别人逼你低头,而是你已经觉得没有必要抬头。
“人多脸皮厚”,其实是一种危险的群体心理
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多人一起被叫上台,又不是单独羞辱一个人,所以大家可能没觉得那么难堪。
可是,恰恰是这种心理值得警惕。
一个人被羞辱,会感到屈辱;几十个人一起被羞辱,每个人反而可能产生“反正大家都一样”的心理。
于是,个人的尊严被群体的沉默稀释了。
但我要问:几十个人一起被羞辱,羞辱就不再是羞辱了吗?
当然不是,它反而意味着羞辱已经成为一种组织化的管理方式。
跪着的教师,很难培养出站着的学生
二十多年前,吴非老师提出“不跪着教书”。
这句话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教师可以犯错,可以接受考核,可以接受批评,但不能因此失去专业人格。
一个自己不敢质疑权威的教师,很难真正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一个自己习惯服从的教师,很容易把“听话”误认为“优秀”;一个连自己的尊严都不敢维护的教师,又怎么教学生尊重自己?
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让学生学会服从,而是帮助人成为一个有独立判断、有尊严、有责任感的人。而孩子最终学习的,不只是老师讲了什么,更会观察:这个老师是怎样活着的。
羞辱教师,最后伤害的是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评价教师,但不能把人格羞辱当成管理工具。成绩低,可以调查原因;教学有问题,可以专业评价;工作失误,可以合理问责。
但接受评价,不等于接受羞辱;承认错误,不等于承认自己是“耻辱”;服从合理管理,不等于放弃人格尊严。更值得警惕的是,管理者施加给教师的压力,最终很可能继续向下传递:领导压教师,教师压学生,学生再把压力带回家庭。
于是,本来应该帮助人成长的教育,变成了一条压力传导链,甚至变成一个绞肉机,所以,羞辱教师最终伤害的并不只是教师,而是教育本身。
教师要守护自己的尊严
雷波事件当然首先应该追问教育管理者:谁设计了这种做法?谁批准了?为什么没有制度机制阻止它?
但教师群体自身也应该反思: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尊严都不愿意守护,又怎么能够教会学生守护尊严?
教师可以说:“我接受教学评价,但拒绝人格羞辱。”“如果认为我教学有问题,请进行专业评估。”“我尊重管理,但对这个决定有不同意见。”
这不是对抗,这是一个教育专业人员最基本的主体意识。
真正成熟的教育文化,不是培养“最听话的教师”,而是培养敢于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承担责任的教师。
因为跪着的教师,很难培养出站着的学生;没有尊严的教师,很难培养出懂得尊严的人;不敢说“不”的教育,也很难培养出真正具有公民人格的人。
所以,雷波事件真正值得我们追问的,也许不只是:“教育部门为什么羞辱教师?”更应该是:“当权力的要求违背教育规律时,教师有没有勇气,也有没有制度保障,说一声——不?”
二十多年前,吴非说:不要跪着教书。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重温这句话。
因为教育的第一课,从来不是知识,而是人格。教师首先要站起来,学生才有可能真正站起来。

陈小鱼的画的想法: 2026年,雷波县教育部门,给“耻辱”新定义
撰文|陈小鱼的画
2026年,雷波县教育部门,给“”耻辱“”一个新的定义。
据网传图片显示,2026年8月26日会议现场,20余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教师分批次被请上主席台合影。身后大屏分别打出“雷波县2025-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及“雷波县2025-2026学年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同款字样,两张图片正中均赫然标注“耻辱”二字,台下坐满参会人员。
四川凉山州教体局确认,网传照片系真实拍摄,为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现场。
这就把人看懵圈了: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就必须是教师的责任?就一定是耻辱?
正如《中国妇女报》的评论所问:
这张“耻辱”式合影,究竟羞辱了谁?
有网友明察秋毫:搞出这个仪式的人,才是耻辱。
把教育短板的治理责任,以人格羞辱方式转嫁到一线教师身上,恰恰是管理者自身履职的失职与耻辱。
9月10日就是教师节了。雷波县就是如此“”尊师重教”的吗?
“有教无类”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二是指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孝顺,有的不孝。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
有的学生能够考上清北、复旦、浙大等985、211,有的学生只能考上专科,这只能说明学生在智商上确实有差别,但并不等于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一定比名校毕业的学生差。或许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他们发挥的领域,而已。
现实社会中,有很多草根逆袭的故事。
由此,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才有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名言,才流传百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澎湃新闻的评论,一针见血:是生源基础薄弱,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还是教学资源配置失衡,课堂管理失序?抑或是家庭教育支持缺失,学生难以安心求学?只有把好脉、找到根,才能开对药方。
指望一次“耻辱合影”对教师施压,既无法解决深层问题,也无助于教学改进。
雷波县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对合影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如此看来,雷波县教育系统的某些人,需要换个地方,继续认真学习如何尊重教师了。
来源|知乎-陈小鱼的画

【图南专栏】
会议大屏打出“耻辱”,让低分教师上台合影:倒逼成绩,不该以践踏尊严为代价
原创作者|图南
近日,一张会议现场照片在网络刷屏,看得无数教育从业者心里五味杂陈。
四川省雷波县召开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
大会现场,一部分班级期末考试平均分偏低的教师,被请到台上列队合影。
背后的大屏幕上,大字写着“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屏幕正中间,两个加粗放大的字格外刺眼——“耻辱”。
还有另一组画面,小学平均分30分以下的教师,同样是这套流程,同样标注着“耻辱”二字。
消息传开之后,当地教育部门确认照片属实,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事件始末。
不可否认,当地教育部门的初衷可以理解。
地处山区,教育底子薄弱,希望压实教学责任,倒逼老师正视成绩短板,想把本地的教育质量提上来。
想抓成绩、想改变落后现状,这份心愿没有错。
但想要提升教学质量,选择公开示众、贴上“耻辱”标签的方式,实在走得太远。
激励不等于羞辱,问责更不是人格践踏。
01 一张“耻辱合影”,解决不了真正的教育难题
很多人看到班级平均分只有十几分,第一反应就是:一定是老师教得不好。
可现实里,山区学校的分数,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
生源基础薄弱、部分孩子家庭教育缺位、家校沟通困难、学生辍学流动、师资配置不均衡,每一项,都会实实在在影响期末试卷上的分数。
同样一位老师,放到不同的班级,面对不同基础的孩子,最后呈现出来的考试结果,会天差地别。
把所有的低分结果,全部算到任课教师头上,再用“耻辱”两个字当众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归因。
当众站上舞台,在全体同行面前被打上耻辱的烙印。
这带来的,更多是屈辱感、挫败感,而不是反思和奋进。
有的老师,可能本就扎根大山,常年坚守艰苦的乡村讲台。
教学上或许存在不足,但绝不该被这样公开羞辱。
羞辱换不来教学能力的提升,只会挫伤一线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一个内心被伤害的老师,很难带着饱满的热情再走进课堂面对学生。
伤了老师的心,最终受损的,还是当地的孩子、是整个地方的教育。
02 督促教师进步,有远比“示众”更理性的办法
教学成绩落后,当然需要正视,当然需要追责整改。
但整改的路径,绝不是公开羞辱。
现实当中,很多地区遇到教学质量滑坡,都有成熟可行的处理方式。
第一,复盘学情,找准问题根源。
教研组坐下来,拆解试卷,分析班级薄弱点。搞清楚分数低,是学生基础问题,课堂教法问题,还是作业落实不到位。区分哪些是教师可以改进的部分,哪些是客观现实带来的困境。
第二,针对性教研帮扶,业务培训补短板。
针对教学薄弱的老师,安排骨干教师结对帮扶,听课评课,打磨课堂,组织专题教研,手把手优化教学方法。能力不足,就给工具、给方法、给学习机会,而不是直接贴耻辱标签。
第三,内部考核问责,落实绩效制度。
教学成效,可以纳入绩效考核、校内考评。约谈提醒、书面反思、调整岗位,这些制度内的手段,完全可以用来压实责任。问题严重的,依规依规处理,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第四,分层看待分数,不搞唯分数一刀切。
山区教育,不能只拿一张试卷分数作为全部评判标尺。除了卷面成绩,也要看见孩子行为习惯、识字启蒙、综合素质的变化。
批评、约谈、培训、绩效约束,这些手段都可以用。
但所有管理,都要守住一条底线:不能践踏人格尊严。
管理的目的,是解决教学问题,不是摧毁人的自尊。
03 教师的尊严,是教育的底色
教育这件事,本身就需要温度。
老师要尊重学生,管理者同样要尊重老师。
教师是教育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一个地方的教育好不好,离不开一支有归属感、有荣誉感的教师队伍。
我们可以对教学质量有高要求,可以对失职行为零容忍。
但高要求不等于肆意羞辱,严格管理不等于公开示众。
“耻辱”两个字打在大屏幕上,伤害的不只是台上那一批老师。
它也在向所有一线教育工作者传递一个信号:教学结果不理想,人格就可以被随意贬低。
当教育管理只剩下羞辱式施压,短期或许能制造紧张氛围,长远只会消磨教师的归属感。
真正的教育进步,靠的是制度、帮扶、专业成长,而不是靠当众的难堪。
希望这起事件的调查,能够给所有地方教育管理者带来警醒。
想要办好教育,先善待站在讲台前的人。
敬畏教师的人格,才会有更好的课堂,更好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