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古驰、路易威登……当这些奢侈品爆款以“骨折价”被大肆销售，很少有人会想到，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以亲属为纽带的制假售假链条。

2025年9月，由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季某某等6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宣判。该案系崇明区迄今涉案金额最大、涉案人数最多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五年九个月不等，并处十五万元至二百万元不等的罚金。

电子数据破局，家族式制假网络浮出水面

案件初查时，涉案成员十余人，交易数据上数百万条，且关键人物到案后对组织架构闪烁其词，使得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检察官敏锐意识到，传统“口供突破”模式难以突破困局，遂在提前介入侦查中明确提出“以客观证据为核心”的侦查导向，引导侦查机关重点梳理电子数据，全力构建严密证据链条。

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同发力，通过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物流单据等海量数据的深度研判，针对性讯问态度配合、角色清晰涉案人员，一个以季某某为核心、以其亲属为骨干的家族式制假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季某某总揽全局，负责生产统筹与销售规划；其弟专攻技术环节，承担研发、选料与质检工作；儿子化身“微商客服”，主导前端销售推广；另有专人负责原材料采购、生产车间管理、外包加工对接等环节，形成“研发-生产-仓储-销售”的完整犯罪闭环。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假货啊！”面对铁证，部分被告人仍心存侥幸，企图以主观不明知为由脱罪。关键转折点出现在一份“话术单”上——季某某为应对查处，事先统一口径，要求同伙在被抓时谎称“老板是阿凯”“不知道发货去向”，并将“话术单”分发给了在案员工。这份本想用于串供脱罪的“话术单”，反而成为证明他们“明知故犯”的关键证据。最终，承办检察官结合涉案产品未获品牌授权、售价远低于正品市场价、季某某在微信中直接下达制假指令等多重证据，彻底戳穿“不明知”的谎言。

厘清行为定性，制售一体以一罪整体评价

案件办理中，一个关键法律问题摆在检察官面前：季某某团伙既存在制造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又实施了销售行为，应当如何准确定性定罪？

为厘清“制假”与“售假”的内在关联，准确界定犯罪性质，检察官一方面持续引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另一方面开展自行补充侦查。通过梳理季某某与工厂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发现其通过提供皮料、五金和样板包等方式与他人合作生产假冒奢侈品；结合物流信息与仓库管理人员证言，则可以证实查获的仓库是假冒商品的集中存储点与发货枢纽。由此，一条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侵权链条被彻底揭露。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季某某等人深度参与制假环节，销售的也是同一批侵权商品，其行为本质上是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完整实施过程，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整体评价。

深挖犯罪数额，从千万到四千万的真相还原

审查起诉阶段，最初的审计报告显示，该团伙销售假包金额为1000余万元。但季某某团队既制假又售假，且犯罪时间跨度长，仅以销售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是否能全面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带着这一疑问，检察官对案件证据进行再梳理、再深挖，在数万条聊天记录中发现重要线索：工厂主叶某某雇佣的财务人员手机中竟存有2018年以来的全部生产数据，涉及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此外，季某某与另一工厂主罗某某之间存在频繁的大额资金转账，经核查确认均为制假往来款。检察机关遂要求补充审计，最终追加认定季某某制假数额至4000余万元。

制假4000余万元、售假1000余万元，二者差异为什么这么大？检察官通过审查销售记录的连续性、收款渠道及交易方式，发现季某某曾更换过销售手机，导致部分销售数据缺失。根据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涵盖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等全部环节的侵权产品价值，故依法应以制假数额4000余万元作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

其间，季某某还辩称其中六七成为无标“白版包”，不应计入犯罪数额。为核实这一辩解的真实性，检察官逐一讯问生产一线人员，仔细审查生产台账、下单记录等客观证据，深入分析生产目的，最终发现“白版包”数量被严重夸大。季某某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生产少量白版包是为了放在铺面展示，规避查处，客户一看款式就知道是对应品牌的仿品”。检察机关对有充分证据证实的白版包数额予以扣减，确保犯罪数额认定准确。

综合履职发力，全链条打击与权利保护并重

在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厘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认定季某某为全案主犯，其余5名仅领取固定工资、从事辅助性工作的被告人为从犯，并提出减轻处罚量刑建议，做到罚当其责。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必须坚持全链条打击的理念”承办检察官蔡震宇介绍道，“不仅要严惩终端销售环节，更要关注上游侵权商标制造等关键环节，依法追诉上下游涉案人员。由此，才能彻底摧毁犯罪网络，实现对侵权行为的源头治理。”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秉持打击犯罪与权利保护并重的原则，及时向商标权利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告知相关权利并支持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同时，检察官耐心向6名被告人释法说理，阐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后果。最终，6名被告人均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主动退赔商标权利人经济损失110余万元，取得权利人的书面谅解，有效挽回了权利人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