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不少案例客观上存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与家庭教育履职不当高度相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中，9名涉案未成年人欺凌同学的行为均与其父母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审理法院出具9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如何健全家庭教育联动机制，助力解决学生欺凌问题？

孩子欺凌同学监护人意识不到问题严重性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王某等9名15周岁至16周岁的学生对15岁的同学小李实施言语侮辱、殴打等欺凌行为，导致小李受到身心伤害。小李起诉要求欺凌者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蒙：这个案件庭审时，小李的父母仍处于愤怒、焦虑和难过的情绪中，小李则出现情绪持续低落、不愿意上学的情况。而9名被告不仅存在欺凌行为，还存在吸烟、饮酒、殴打他人等其他不良行为。从家庭教育情况看，9名被告大多生活在离异家庭；父母或监护人有的工作繁忙，疏于对孩子的关心和管教；有的亲子关系紧张，孩子犯错后非打即骂。9名被告的不良行为均与他们的监护人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

审理法院发现多名被告的父母法治意识淡薄，事发后并未认识到欺凌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代秋影长期关注防治学生欺凌问题，她说，这并不是个案现象。

代秋影：一些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后，有的欺凌者和他们的监护人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反以此事未给被欺凌者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自己已经受到行政处罚或校纪处分为由，不愿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审判是重塑欺凌者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关键时期，而对监护人家庭教育方式的科学引导对于欺凌者的行为和思想的矫正至关重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客观反映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家庭教育之间的普遍关联性。

苑宁宁：家庭是未成年人生活的最重要场域，家庭保护是首要责任。追溯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他们所在家庭，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家庭教育缺位、失当或者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因素。

庭审为契机重塑三观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建议

法官通过走访调查，全面了解事发经过，在确认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分别约谈欺凌者及监护人逐一开展法治教育和矛盾化解工作。法院充分利用开庭审理契机，对9名被告家长开展法治教育。

于蒙：法官指出他们监护失职的情况，传递“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的理念，并引导他们换位思考，充分认识到9名被告给原告造成的伤害后果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被告家长们当庭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原告家长的情绪。经后续跟踪，原告小李已重新融入校园生活。

此案审结后，审理法院出具9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代秋影：这类涉及学生欺凌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会责令监护人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及时关注孩子心理、生理状况、情感需求及社交情况，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同时到社工事务所接受专业家庭教育指导。这个案子，社工反馈，9名被告的家长均能按时参加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家庭教育理念逐渐转变，亲子关系有一定缓和。

法院发现涉案学校存在长期教育管理缺位的情况，向其制发了司法建议。

于蒙：审理法院结合学校暴露出的管理漏洞，提出加强学生道德法治教育、对教职工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加强家校合作和学生欺凌预防制度建设等有针对性的建议并附以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学校采纳了法院的建议，积极进行整改。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苑宁宁分析：

苑宁宁：学生欺凌引发的民事侵权案件，往往涉及多名未成年学生和多个家庭，这起纠纷中，审理法院在积极调解，定分止争的同时，敏锐发现9名被告的父母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受欺凌者和欺凌者家庭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同时充分调动专业社会资源，组织社工提供专业家庭教育指导，促进欺凌者矫正偏差行为，这是值得借鉴的。在处理学生欺凌事件时，就是要注重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融合发力，从源头上预防更多欺凌行为的发生。

监制｜朱敏

记者｜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