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同时结合毛泽东提出的全面发展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思想和主张。 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周恩来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推进经济建设、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还要同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重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周恩来倡导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体现了均衡发展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我国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实践中总结的经验。

在青少年教育中，周恩来提出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思想健康与身体健康相辅相成，均衡发展要求在思想和身体两方面都要健康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强调：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不是对立的或互不相关的。他要求正确处理德、智、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均衡发展，而不能仅仅重视智育。他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好’，把身体好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工作好，实现全面发展。

周恩来还分析了德、智、体、美不能均衡发展的弊端。他指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都要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均衡发展。如果发展不均衡，不仅会影响个人能力发挥，也不利于国家。在人才培养上，他要求青年兼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提升政治思想觉悟，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努力学习和劳动，热爱祖国，为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准备。对出国留学生，周恩来也有类似要求，强调出国后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1965年，周恩来在访问罗马尼亚时，提出努力学习，又红又专，并强调正确处理红色思想与专业能力的关系极为重要。

周恩来始终主张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非常重视革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在与党外民主人士交往时，他不仅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也重视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建立广泛联系。建国后，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在推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重视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发展，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1963年，周恩来在《过好五关》报告中，将生活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部分。在物质生活方面，他要求领导干部知足常乐，把艰苦朴素作为美德，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为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同时，他强调在加快物质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精神生活，把个人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关心人民疾苦，关注世界前途，以提高政治责任感和精神境界，人的生活要丰富，精神要更舒畅。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人口众多，而文化科学水平普遍较低。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教育、科技事业滞后的矛盾突出。此外，大量从农村到城市、从部队转入建设岗位的工农干部政治水平高、斗争经验丰富，但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与国家建设的需求不相适应。人口多、文化素质低，而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发展教育来解决。

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把办好教育、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核心任务和关键任务。他指出，无论是培养青年学生，还是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都必须依靠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劳动部、教育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计划生育、劳动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他强调，面对人口持续增长，应改革普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把人口压力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周恩来最早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落后，如果不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就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也无法实现革命目标。这一思想后来写入党的八大党章。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培养建设人才，他提出一系列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1964年，他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并重的社会主义强国。他重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与国内外科学家建立密切联系，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参与建设。

在艰难条件下，他主张即使节约开支，也要推进高技术项目，并亲自领导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正因如此，我国在建国后迅速在尖端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掌握了原子弹、氢弹、中远程火箭和卫星技术，极大提升了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然而，文化大革命使科技和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科研和人才培养中断10年，而这正是全球科技革命的高潮期。面对这一局面，周恩来顶住四人帮阻挠，推动科技教育整顿，恢复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并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以恢复专门人才培养。

邓小平1974年复出后，周恩来虽病重，但全力支持邓小平大刀阔斧整顿科技教育，推动中断多年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尽快恢复。

在文艺方面，周恩来强调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周恩来坚守并推广这一价值方向，多次强调文艺要服务于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服务于人民大众。1962年5月，《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要求发表社论，进一步明确文艺的功能、创作动机、创作主体和服务对象，将为工农兵服务拓展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恩来主张，文艺作品的审定权应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衡量标准是人民群众是否喜欢和满意。在文艺功能上，他提出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应有机统一，寓教于乐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重要原则。他强调文艺创作应以人民生活为源泉，鼓励艺术家深入农村、工厂等生产一线，创作反映人民心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品。在创作动机上，要以服务人民为出发点；在创作主体上，文艺家应与人民思想感情紧密结合；在服务对象上，文艺要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工农兵。

周恩来还强调艺术价值与政治方向的统一。他认为文艺生活应活跃人的思想、提升人的修养，把教育融入文化娱乐中。他坚决反对庸俗、低级、野蛮、恐怖、腐化堕落的作品，主张整顿文艺界队伍，加强思想改造。文艺为政治服务，意味着文艺价值倾向应与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一致，而非单纯配合政治宣传。文艺作品的政治挂帅主要看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旦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必须指出和纠正。 周恩来还重视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文艺应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提供轻松抒情的作品，使观众得到娱乐和休息。他强调教育作用应寓于娱乐之中，通过典型化表演使群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与政治性辩证统一的思想，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体现了社会发展需要。尽管历史原因使其未能全面实现，但为新时期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艺界在反思极左文艺和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