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国社会受到了“中国热”的广泛影响，但在文学领域的反应相对迟缓，直到18世纪下半叶，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才逐渐传入德国。 最早传入德国的是法国作家杜赫德所著的《中华帝国全志》，这本书在1747至1749年间被翻译成德文。 因此，18世纪德国文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初步阶段，更多是浮于表面，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在这一时期，受“中国热”影响，带有中国元素的书信体小说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1721年，法斯曼（David F. Fassmann）发表了小说《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该小说通过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了他受命访问欧洲后，对欧洲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风俗的观察与感受。 同时，小说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暗示着对当时欧洲社会的某种批判。 1760年，腓特烈大帝创作了与此类似的小说《来自欧洲的中国皇帝使臣菲希胡的报告》，在其中，他通过对比孔子的高尚德行与罗马教皇的暴虐无度，揭示并批评了天主教和罗马教皇的种种罪行。 在德国启蒙时期的文坛，除了书信体小说，受“中国热”影响的还有“道德小说”和“国事小说”这两种类型。 “道德小说”主要围绕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主义展开，旨在教育和启发世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有普费弗尔（Gottlieb Konrad Pfeffel）和赛肯多夫（Karl Siegismund von Seckendorff）。 普费弗尔的作品《寓言与故事》中包含了多首改编自中国孝道故事的诗歌，旨在通过这些诗歌提醒世人孝敬父母，启发人们的智慧。 赛肯多夫的作品，如《中国道德家》、《命运之轮》以及《庄子的命运之轮》等，深受中国道德哲学影响，尤其是庄子学说。他们通过探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探索人生的终极问题，如：“我是谁？”、“我在哪里？”和“我为何存在？”等哲学命题。 “国事小说”则通过塑造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旨在促进西方社会的进步。此类小说的经典代表作是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于1772年发布的长篇小说《金镜》。 在《金镜》这本小说中，维兰德借用了《赵氏孤儿》的故事，创造了一个贤明的君主形象，他治国理政时充满儒家精神，关爱百姓，强调道德治国。 此外，作家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创作了两部“国事小说”《乌松》和《阿尔弗雷德——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其中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赞美之词。 不过，哈勒尔并非全盘接受中国文化，他在歌颂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乌松》中，哈勒尔探讨了东方的开明专制与西方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并对专制君主制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另一部作品中，他则对中国的国民性缺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18世纪的德国作家逐渐从最初对中国文化的全盘接受和歌颂，转向了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然而，无论是在何种阶段，德国作家对理想中国形象的塑造，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中国这个镜像，表达自己的启蒙思想，批评时政，启迪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