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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易行健，教授、广东金融学院校长、数字经济和金融强国建设研究院院长和数字金融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青塬（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吴卫星，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杨碧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开放与资产管理研究中心、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保险研究》2025年第9期

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与此同时，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4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31031万，占全国人口的22.0%；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023万，占15.6%。按联合国标准，我国正处于中度老龄化社会，且预计将于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因此，自2019年以来，我国在国家层面出台多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在全球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家庭的消费储蓄与财富积累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研究的重要性显著提升。Bhutta（2020）发现美国2019年40%的非养老金财富由65岁以上的老年家庭持有。经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2021年中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由60岁以上的老年家庭持有。早在30多年前，Weil（1994）指出，居民年龄与储蓄行为关系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综上，本文旨在系统回顾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既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更为未来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老年家庭消费与财富行为奠定文献基础。

一、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典型事实

相关研究新进展

（一）发达国家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典型事实相关研究新进展

“退休储蓄之谜”和“退休财富积累之谜”反映了生命周期理论在解释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时的局限性，关于两大谜题是否存在，有较大争议。Banks et al.（1998）最先提出“退休储蓄之谜”，他们发现，退休后消费支出年均下降约3%。Aguiar & Hurst（2005）发现退休导致食品支出下降17%，食品生产时间增加53%，家庭生产的增加（购物和烹饪时间增加27%）是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Mirer（1979）最早提出“退休财富积累之谜”。该文发现老年夫妇的财富随年龄增长反而上升。Horioka & Ventura（2024）研究表明，56.09%的退休老年人家户在三年间财富实现正增长，平均财富积累率为6.61%。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并不支持“退休财富积累之谜”。Hurd（1987）发现退休老年人的可继承财富显著下降，平均年化减少率约3.2%，没有证据支持遗产动机的存在，并且有子女家庭的储蓄率反而低于无子女家庭。French et al.（2023）发现老年家庭的财富随年龄增长而缓慢下降，但下降速度因收入水平而异：富裕家庭降幅较小，而低收入家庭则下降更为显著。

（二）中国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典型事实相关研究新进展

在中国，“退休储蓄之谜”与“退休财富积累之谜”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异质性特征。Tian G et al.（2024）发现中国家庭消费从36~40岁的月均4000元下降至76~80岁的1500元，整体趋势较为平缓，未呈现发达国家老年家庭的“退休储蓄之谜”。邹红和喻开志（2015）的研究却显示，退休显著降低了城镇家庭非耐用消费支出的9%、与工作相关支出的25.1%、文化娱乐支出的18.6%以及在家食物支出的7.4%，消费骤降主要源于与工作相关支出和文化娱乐支出的减少；剔除这些项目后，其他消费支出在退休前后基本平滑。张诚和唐成（2021）发现遗赠动机显著提升了储蓄率，尤其在农村和低财富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易祯和朱超（2024）提出的“消费—闲暇替代”假说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现象。

二、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理论研究新进展

（一）基于确定性的标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老年家庭消费储蓄理论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学界逐渐形成了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框架（Modigliani & Brumberg，1954；Friedman，1957）。在经典生命周期模型中，理性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不直接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基于终身持久收入的贴现值，使得消费者倾向于平滑消费以应对收入波动。因此，消费随年龄变化呈现比较平稳的趋势，而储蓄率则呈“倒U”型（中年较高，两端较低）。Diamond（1965）发展了世代交叠模型，将生命周期假说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结合，完善了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揭示了个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均衡。

（二）基于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老年家庭消费储蓄理论研究新进展

1.寿命不确定性与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新进展

Yaari（1965）首次将寿命不确定性引入消费者行为分析，奠定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此后，Davies(1981)在Yaari(1965)的基础上，采用了更贴近现实的假设，其效用函数采用常相对风险规避形式，将不确定寿命对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分解为不同年龄段，发现寿命不确定在无遗赠动机下显著降低退休消费，尤其在高风险规避时效应更强。De Nardi et al.（2009）进一步考虑寿命期望的异质性和医疗支出风险，发现寿命风险和医疗成本共同驱动老年资产持有。

2.收入不确定性与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新进展

Kimball（1990）通过其两期消费—储蓄模型奠定了收入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Blundell et al.（2008）将Kimball（1990）的两期模型扩展至多期动态框架，聚焦收入不确定性与消费不平等的关系，并引入部分保险机制。Blundell et al.（2024）将模型扩展至老年家庭的多期生命周期框架，强调健康风险与收入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De Nardi et al.（2025）针对老年家庭的异质性，深化了多期模型，特别关注夫妻与单身家庭的储蓄动机。

3.医疗支出不确定性与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新进展

Kotlikoff（1986）较早将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纳入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将医疗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础。De Nardi et al.（2010）扩展了健康状态对效用的直接影响，并通过内生医疗支出捕捉个体选择行为，增强了对储蓄动机的解释深度。杨继生和邹建文（2021）针对中国老年家庭消费，提出了一个包含时变效用的生命周期模型。Nakajima & Telyukova（2025）将视角转向资产类型的异质性，构建了一个多资产生命周期模型，研究美国和瑞典老年家庭的消费与储蓄。

4.其他不确定性与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新进展

Blau（2008）深入探讨了退休时消费支出的变化，并特别关注健康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老年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Laitner et al.（2018）研究表明，高健康状态退休者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低健康状态退休者所产生的幸存者偏差，有助于解释“退休储蓄之谜”。同时，不确定性环境下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对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有较大影响。Brown & Finkelstein（2008）发现医疗补助计划大幅降低了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主要是隐性税的作用。Braun et al.（2017）发现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保障项目的福利收益非常大，尤其当医疗支出风险和持久收入风险共存时。

5.流动性约束与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关理论文献回顾

Deaton（1991）提出家庭在面临借贷限制时会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调整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路径，以应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等风险，为理解流动性约束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基础。Greenhalgh-Stanley & Reynolds（2019）发现低财富家庭因初始流动性约束更强，对财富冲击的遗产预期反应更显著，而高财富家庭因已达遗产上限而反应有限。Nakajima & Telyukova（2020）发现借贷约束的年龄依赖性导致老年家庭倾向于保留住房资产，从而减缓财富削减速度，为解释“退休储蓄之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老年消费储蓄行为理论研究新进展

Laibson et al.（1998）最早引入了行为经济学中的双曲贴现理论用来分析“退休储蓄之谜”，研究发现双曲贴现者因短期偏见在退休前储蓄不足，退休后却因约束增强而增加储蓄。Ameriks et al.（2011）扩展了健康不确定性和公共护理厌恶，并以结构估计分离护理厌恶和遗赠效应，揭示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储蓄决策，研究发现公共护理厌恶是中产阶级储蓄的关键驱动力。Mazzonna & Peracchi（2024）引入感知变量，揭示了认知能力下降的无意识对老年家庭财富管理的负面影响，强调过度自信在财务决策中的作用。

（四）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的老年家庭消费储蓄理论研究新进展

Becker（1965）奠定了新家庭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首次将时间作为稀缺资源纳入消费决策分析。Bernheim et al.（1985）进一步发展了家庭决策模型，将遗赠动机引入效用函数，提出了战略遗赠模型，揭示了遗赠不仅是财富转移，更是交换工具。他们假设效用不仅依赖自身消费，还包括子女行为和子女效用，约束条件通过遗赠规则引入竞争机制。Lee & Tan（2023）将不确定性纳入老年家庭模型，补充了遗赠动机的动态分析，扩展了对长寿风险和医疗支出的建模。Barczyk & Kredler（2018）构建了一个动态非合作博弈模型，超越了单一主体假设，完善了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框架，并以此评估不同政策对经济和福利的影响，揭示了家庭提供的非正式护理的重要性。

三、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微观实证及

政策效果评估相关研究新进展

（一）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微观实证的相关文献新进展

1.退休对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新进展

Battistin et al.（2009）发现工作相关支出的减少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原因。Wakabayashi（2008）发现退休后家庭规模预期下降和收入变化是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邹红等（2018）发现退休导致烟酒消费减少，主要与社交活动减少和健康意识增强相关。黄炜等（2023）发现家户消费在退休年龄后上升了4%，消费扩张主要集中在医疗和食品等类别。张克中和江求川（2013）则观察到，退休对企业职工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显著，而对公务员家庭的影响较小。

2.不确定性对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新进展

Nakajima & Telyukova（2025）发现由于美国医疗费用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老年人具有更强的储蓄动机，财富消耗速度较慢。Chamon et al.（2013）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增加与年轻和老年家庭储蓄率显著上升相关。Kolsrud et al.（2020）发现养老金收入不确定性降低了消费。Lillard & Weiss（1997）发现健康恶化降低了消费，低收入家庭更受影响，因此建议完善老年健康保险。

3.遗赠动机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重要性比较的相关实证研究新进展

至少60年来，学者一直在争论遗赠动机和生命周期的预防性储蓄在家庭财富积累中的相对重要性。Niimi & Horioka（2019）发现预防性储蓄比遗赠动机更重要。Horioka & Ventura（2024）研究表明：遗赠动机、慷慨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和退休老年房主不愿出售或抵押自有住房是导致“退休财富积累之谜”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防性储蓄对解释该谜题的重要性相对有限。Kvaerner（2023）发现对于不同财富水平的人群，预防性动机和遗赠动机的表现有所不同，高收入人群遗赠动机更强。Hurd（1989）则认为没有证据支持遗赠动机的存在。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讨论较少。杨继生和邹建文（2021）对预防性储蓄动机和遗赠动机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量化分析。

4.住房财富对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相关研究新进展

McGee（2022）研究表明老年家庭对住房财富的消耗速度较慢。Blundell et al.（2016）发现非住房财富中位数下降速度快于住房财富，住房拥有率随年龄缓慢下降，通常在夫妇中首名成员去世时房屋才被出售。Barczyk et al.（2023）发现老年人向子女的转移支付大多延迟至遗赠；房主比租户储蓄减少更慢，进入疗养院时房屋清算概率高；子女能降低父母进入疗养院的风险，接受非正式护理的父母会留下更大遗赠，尤其是住房资产。Hong Hu et al.（2020）发现，住房财富对西部和农村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城市家庭的影响较小。

5.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相关实证研究新进展

行为经济学为理解老年家庭的消费与储蓄行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超越了传统生命周期模型的理性假设。Olafsson & Pagel（2024）研究表明退休后总消费显著下降，消费债务减少。李涛等（2018）研究表明孤独感显著促进保健支出，越孤独的老年家庭其支出水平和比重越高。李雅娴和张川川（2018）研究表明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消费，且这一正向效应在男性人群以及科技发达地区中更为明显。易祯和朱超（2024）的“消费—闲暇替代”假说认为，老年人通过增加闲暇活动替代消费，既维持了效用水平，又提升了储蓄率。

（二）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政策效果评估相关研究新进展

1.养老金制度改革影响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关政策评估新进展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往往受到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的驱动，政策调整主要涉及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和调整养老金领取方式。Kolsrud et al.（2024）发现提前退休（60岁前）导致退休后消费下降约10%，而65岁后退休者的消费水平几乎不变。养老金制度改革同样深刻影响个人和家庭的财富积累方式。Bonekamp & Wouterse（2023）发现荷兰完善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减缓了财富下降；而在美国等社会保障较弱的国家，财富减少更明显。

2.社会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政策影响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的政策评估相关研究新进展

Liu et al.（2023）发现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的实施使符合资格的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长15.7%，储蓄率下降17.5%。何敏（2024）研究发现试点3～5年后，长期护理保险显著降低了老年家庭财富不平等，且对失能家庭的影响更大。Ameriks et al.（2018）发现美国老年人口长期护理保险购买率仅22%；但在提供无信息不对称、无理赔风险的理想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后，购买率可提高至46%。Mommaerts（2025）发现拥有子女的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持有率比无子女的老年人低5个百分点。

四、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数值模拟和

结构估计的相关研究新进展

（一）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数值模拟和结构估计的相关研究新进展

1.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家庭部门局部均衡的模拟和估计的相关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高质量数据的获取和数值模拟技术的进步，通过结构估计和动态模拟方法显著推进了对老年家庭行为的宏观实证和政策模拟。Scholz et al.（2006）基于美国HRS数据，评估了1931～1941年出生队列在1992年是否实现了“最优”储蓄。Campbell & Weinberg（2015）研究却发现大多数接近退休的家庭储蓄充足，尤其是拥有养老金的家庭。Lockwood（2018）发现无遗赠动机的模型预测长期护理保险参与率过高，且无法同时匹配中产及富人的慢财富消耗和低保险率。近年来，利用生命周期模型进行结构估计的应用从欧美国家扩展到中国。杨继生和邹建文（2021）发现中国老年家庭消费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并不均衡。

2.基于生命周期模型为基础扩展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和估计的相关研究新进展

一般均衡模型因其能够整合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交互，成为研究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重要工具。Aiyagari（1994）是最早将异质性个体风险与总量储蓄联系起来的一般均衡分析范例。Kopecky & Koreshkova（2014）将健康风险纳入一般均衡生命周期模型，聚焦老年家庭的自付医疗和养老院费用对储蓄的影响。Ko（2022）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均衡，特别关注家庭互动（尤其是子女提供的非正式护理）如何影响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和父母的战略性不购买保险行为。

（二）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政策模拟相关研究新进展

学者们通过构建复杂的生命周期模型，结合结构估计或校准方法获得关键参数，进而改变政策设定（如养老金、税收或医疗保险政策），并利用数值模拟分析政策对老年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及其福利效应。Ameriks et al.（2011）基于结构估计结果模拟了不同健康冲击下的财富路径，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Ameriks et al.（2018）深化了对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设计的分析，区分了低持有率是由于基本无保险需求、现有保险的挤出效应，还是市场上保险产品设计的不足。Braun et al.（2017）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评估测试型社会保险对老年家庭福利的影响，该文基于数值动态规划，离散化多维状态空间（财富、健康、收入等），通过倒推法求解价值函数并模拟稳态均衡。Barczyk & Kredler（2018）在结构模型估计基础上模拟了正式和非正式护理补贴的政策效应。Nakajima & Telyukova（2017）通过构建校准的退休生命周期模型进行政策模拟，探究反向抵押贷款政策调整对其市场的影响。Achou（2023）在结构估计的基础上评估住房豁免政策如何影响医疗补助计划的受助率、储蓄行为、医疗支出以及福利后果。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结论

（二）政策启示

本文提出以下启示：一是灵活调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年金产品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体系，确保老年家庭在消费和储蓄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二是完善社会和商业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体系，以降低老年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三是通过税收优惠或创新金融工具，增强老年家庭住房财富的流动性，激发老年家庭的消费能力。四是根据老年家庭人口结构和遗赠动机异质性特征制定针对性政策，在提高代际流动性和抑制储蓄降低社会资本存量之间实现动态最优。五是在数智化时代，借助数字平台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和改善老年家庭的经济决策能力。

编辑：于小涵

中国保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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