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生活中，“独处”“独居”“独身”等词被频繁用以描绘个体的生活乃至生存状态，似乎预示着原子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然而，在习惯于此种表述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思考：这种看似自主的原子化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个体的真实意愿？又是否必然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性现象？对于上述诘问，如果尝试调转视角，不再“苛责”个体，而是将目光转向与之相对的公共生活维度，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

商场，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公共空间，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明显转型——从功能单一的传统百货到万达、合生汇等“体验式”巨型综合体，核心变化在于从纯粹的经济场域发展为满足复合需求的平台，其典型、复杂性足以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观测点。这种集娱乐、餐饮、文化等活动于一体的“一站式”形态，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欧洲的市集广场（如英国约克），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换的经济中心，也承载着节日庆典、行会活动、街头戏剧表演等多种公共功能。二者虽时空迥异，却共享着同样的空间逻辑，即通过功能的聚集，将异质的社会行为纳入同一枢纽，为个体提供停留、彼此相遇与互动的可能，并由此形成连接与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存在的大型商场中，“人”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答案或许不尽相同。建筑学者于雷在《空间公共性研究》一书中指出，随着大型购物综合体的建立，“在商业广场的行为与商业行为愈发等同，人们受到商家逐利的目的导向机制作用，不知不觉中受到规训，从本质上来说，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已逐渐瓦解”。换言之，人在商场中沦为经济系统的附庸。这其中隐含着两个逻辑，即市场处于高度的主导地位，并对旧有的、类似于传统集市的文化进行了近乎绝对的切割。但市场真的如此“密不透风”吗？对此，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现代城市书写的代表作——茅盾的《子夜》（1932年），其中“老太爷进城”的描写曾被学界重点关注和分析，这部作品在1981年被桑弧、傅敬恭导演拍成了电影，经电影镜头进行视觉呈现更能产生一种直接的感受：随着车辆的移动，物以压倒性的姿态向人涌来，而静止不动、双眼圆睁的人是被压迫的、丧失主体性的承受者，吴老太爷和物构成了对立的二元关系，中间没有他者，视野中唯一出现的也是与物同谋、在物的挤压下“变形”的他者。

《子夜》反映的时代过去了已近百年，而城市中人与物、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是否变得更丰富多元，起码人在面对商场中涌来的物时能不能做到更加“从容”？以人为主体，就其在商场中主要承担的消费、观看、闲逛几类行为而言：消费是策略性的，而观看和闲逛却形成了另一种互动。“逛”指无目的散步、消磨空间或在某地逗留，观看则包含于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观看和自我展示。作为一个在任何日常时间（指周一到周日，早晨到晚上）都曾经去过商场的人，我发现商场无论何时都会有或许可以称为“闲逛”的人。本雅明所说“都市漫游者”的游荡，是一种观察、思考并与城市现代性经验对话的方式，而当下的“闲逛”则可以看作“漫游”以某种变体为形式的复现。许多人走入商场并非有明确的购买目标，而是将其作为打发时间、观景观人、感受氛围或单纯“出来走走”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基本的互动，即非功利性的、偶发性的交往。这种交往可能短暂和浅层，例如擦肩而过时眼神交汇、对他人衣着或行为的无声观察、公共座椅上短暂并肩等，即便如此，这类弱联系的、瞬间的互动，也构成了韩炳哲描绘“倦怠社会”中过度关注自我绩效之外的另一种“松弛的共在”。

目下现代商场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容纳各位商店，而是积极引入并整合各种功能。以上海杨浦区五角场的活动为例，其举办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小型主题艺术展、围绕特定IP的推广、入驻品牌品鉴会、社群聚会、主题快闪等。这类活动的特征在于它开始以兴趣、文化或体验为纽带，而非将消费作为唯一目的。费孝通所说基于地缘、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强连接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都市已明显减弱，而基于共同兴趣、品味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趣缘”认同正日益重要。一个人来商场参加快闪活动，首先是出于对某类事物或某种潮流的兴趣，即使可能发生消费行为，或主办方举行这一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拉动、刺激消费，但驱动力与实际达成的目的中包含的兴趣与互动也已无法忽略。参与商场公共活动的优点在于，个人得以暂时悬置在私人领域、甚至可以（有意识搁置）在经济领域中的功能性角色，从而进入一种以趣味、共识为导向的交往活动，在这样的情景中，不仅能维系和巩固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相似兴趣上既已存在的共同意识，又能激发个体的特殊经验、差异性视点与情感体验，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和改变、走出和打开。此外，如果能进一步加入理性的吸纳、转化、总结，这些交往中便可能产生新的共同观念，由此形成既包容差异又存在动态整合的理想公共空间。现代商场的社群活动、集市活动正满足了人通过物的连接与陌生人交往的愿望，并如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在《你好，陌生人》中所说，与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你自己对原来生命经历的调动，交往的是更具体的场景，是对这个场景更深入的阅读”，从这个层面上看，物赋予了人与人交往和调动生命经历的动力，也使无意识的、非学术的小的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能。这提示着我们，公共生活的重建并不一定要在消费空间之外“另起炉灶”，而是也可以在认识到其局限性的前提下策略性地加以利用、调整，激发出这些现有空间内的交往潜能。

将话题收束回商场和公共空间。从人的闲逛、观看、偶遇中衍生的浅层交往，到各类集群、活动中构建的“趣缘”连接，可见，商场作为城市中的重要一隅，其公共性作用发挥的深远可能之一，正在于从为陌生人提供同一空间下共处的场所，发展或生发出促成基于趣缘而聚集的平台，这或许正是其能够保存中国乡村或中世纪西方传统集市某类功能，并超越其散漫交往，孕育新型公共生活形式的潜能所在。这也暗示我们，公共空间的活力，并不一定在于当下现存怎样理想的“乌托邦”，而更在于如何能在已存在的、甚至是逐步发展壮大的、占据了优势地位的空间中实践出新的、富有力量和生机的交往形式。

（作者系同济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