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上半叶，印度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这些变革有的由印度本地的改革派推动，有的则是在塞兰坡差会等传教士的影响下展开的。当然，一些较为复杂的社会变革，比如废除娑提等，依靠行政手段才得以实现，这些变革大多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在印度的代理机构——或殖民政府的干预完成的。

塞兰坡差会的传教士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当地人民的痛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尤其关注印度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在北印度地区。很多社会变革与威廉·凯瑞、马士曼和威廉·沃德等传教士的工作息息相关。本文将重点介绍三个主要的社会变革领域。

医疗救济

与凯瑞一同来到印度的托马斯曾是东印度公司的随船医生，具备医学技能，他也是浸礼会第一批派往印度的传教士。托马斯医治了帕尔的伤痛，使他开始接触福音，最终皈依基督教。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浸礼会的传教士如何通过医疗服务传播基督教、改变印度人对医疗的看法呢？实际上，西医在当时也处于实验阶段，而印度的传统医学更多地依赖宗教仪式。

有趣的是，当时一些传教士的做法并不十分先进。有时他们让病人诵读诗篇来驱逐病魔。在印度，流行病肆虐，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困扰。许多传教士也因此丧命，包括威廉·沃德和凯瑞的儿子菲利克斯。尽管如此，塞兰坡差会仍在1825年流行病爆发期间，聘请了一位印度医生照料病人，并且费尔南德斯为朝圣者提供过医药，但总体来说，浸礼会传教士并未完全把医疗作为一种传教手段。他们更多是为了照顾传教站的成员和皈依基督教的人。凯瑞的儿子菲利克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需求，曾到加尔各答总医院学习医学知识。

1822年左右，塞兰坡三杰向印度总督提出，希望能为印度人提供西医和外科手术的培训，这对英国而言也有益，因为这将增加印度人对英国的好感。他们建议，所有在塞兰坡接受教育的医学生都应为基督徒，主要是因为印度教徒通常反对解剖尸体。塞兰坡三杰认为，非基督徒也会选择基督徒医生，因为基督徒医生不受种姓制度的限制，而且他们认为即便是被视为禁忌的食物，也可以作为药物使用。

虽然塞兰坡差会的请求得到了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的积极回应，东印度公司也表示会支持医学教育，但由于沃德意外去世，或者是因为未能找到合适的医学教授，塞兰坡的计划未能真正实施。然而，这一努力却对印度总督本廷克产生了深远影响。1835年，在亚历山大·迪夫的建议下，加尔各答医学院成立，首次为印度人提供西方医学和外科手术教育。到了1836年，塞兰坡差会和马士曼的提议推动了丹麦总督支持建立医院的计划，医院于1836年6月1日正式开放。约翰·马士曼称这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项公共事业。

尽管塞兰坡差会并没有完全实施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传教，他们的医疗实践，尤其是托马斯和其他传教士如威廉·班普顿和威廉·琼斯的参与，早期可以看作是医疗传教士的先驱。从某种程度上说，托马斯是基督新教在印度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

废除娑提

娑提习俗起源于突厥穆斯林入侵印度时期，当时拉杰普特的妇女为了避免遭受侵犯，宁愿自焚。印度历史上的统治者曾多次呼吁社会抵制娑提。例如，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官员被授权延缓寡妇自焚，目的是减轻她们的悲痛，尤其是有孩子的寡妇不得执行这一仪式。之后，政府还通过向那些想自焚的妇女提供金钱和礼品来劝她们放弃这一行为。

18世纪末，欧洲列强入侵印度时，多个欧洲国家也曾尝试禁止娑提，然而葡萄牙政府的禁令未见显著效果。19世纪初，英国和丹麦的殖民者大多选择对娑提习俗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愿公开干涉印度人的宗教习惯。塞兰坡差会成立后，他们开始关注娑提现象，并且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尤其在加尔各答周边地区，娑提事件非常频繁。比如在1803年，仅加尔各答周围就发生了400多起自焚事件。1804年，这一数字甚至在上半年就达到了300起。 凯瑞和塞兰坡差会是最早向东印度公司请愿，要求废除娑提的组织之一，但东印度公司并不愿意干预印度的宗教习惯。根据政府报告，从1815年到1826年，仅在孟加拉地区就有7154起娑提事件，1826年之前，在加尔各答、达卡、巴特那和贝拿勒斯等地也发生了数千起娑提事件。 1829年，在威廉·本廷克的领导下，孟加拉地区通过立法正式禁止娑提，这一法案在邻近地区也得到了效仿。尽管如此，娑提习俗并未完全消失。直到1987年，印度拉贾斯坦邦一村庄发生的娑提事件引起了广泛抗议，促使印度政府进一步立法保护妇女，彻底取缔娑提行为。如今，无论寡妇是否自愿，所有与娑提仪式相关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法，且处罚十分严厉。 其他社会变革 除了医疗和废除娑提，塞兰坡差会还在印度推动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例如，他们对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制度、奴隶制、杀婴、自残等传统提出了强烈反对，并推动东印度公司采取措施，废止这些陋习。尽管当时塞兰坡差会的传教士无法彻底打破种姓制度这个深深根植的社会结构，但他们逐渐开始在某些方面寻求改变。 塞兰坡差会传教士认为，种姓制度就像是一个将无辜人民囚禁在牢笼中的监狱。尤其是那些属于较低种姓的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种姓制度不仅妨碍人们接受福音，也阻碍了不同种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在最初的传教工作中，天主教传教士和丹麦传教士还认可种姓制度，认为这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宗教问题。然而，塞兰坡差会坚决认为，种姓制度与基督教信仰不符，他们要求所有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放弃种姓。甚至鼓励不同种姓的人结婚。1803年，第一位婆罗门皈依者娶了一位浸礼会的首陀罗基督徒的女儿为妻。 塞兰坡差会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他们要求皈依者放弃种姓。这种做法虽然拦阻了一些人皈依基督教，但也证明了皈依者的诚意。后来，印度本地的改革派也逐渐受到塞兰坡差会思想的影响，开始反对种姓制度的不公，提出改革。直到二十世纪初，种姓制度才正式废除，低种姓和贱民的分类也开始被公开否认。 今天，我们或许难以准确衡量塞兰坡差会在推动印度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具体作用，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努力为印度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潮，推动了印度本地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为他们最终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