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消费率，比简单的促消费难度更大，它要求消费增速持续跑赢GDP增速。”11月21日，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在“2025第一财经金融价值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称。

他指出，这是国家五年规划建议中首次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把居民消费率从目前的40%推向更高水平，不仅关系到国内大循环能否畅通，更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能否把“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市场”。

40%的消费率低不低

面对需求不足和外部不确定性，扩大内需成为必答题。

“横向比，我们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纵向比，我们比自己上世纪70年代的高点低30个百分点；结构比，服务消费占比较低，改善型消费仍待发展。”罗志恒用三组对比勾勒出中国消费的“三维缺口”。

罗志恒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6%，而美国则长期保持在60%以上。

“不过，当前约40%的水平是工业化中后期投资—消费再平衡的必经阶段，不能再简单用低或高评价，而要看到背后发展阶段转换的客观规律。”他强调，居民消费率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提升居民消费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罗志恒进一步分析称，我国与美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上。我国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相当，但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2024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为46%，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

此外，我国改善性消费和基础性消费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改善性消费的占比相对不足。

多因素制约消费率提升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虽有潜力，但在消费能力、意愿、供给与时间配置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制约。

罗志恒认为，首先，居民消费能力受限。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为60%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80%的平均水平。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不足9%，股市分红、房租收益等渠道仍较为狭窄。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难以提升。

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资产缩水效应使得居民“有钱不敢花”的心态普遍存在，消费市场的活力受到抑制。

在供给端，罗志恒提到，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商品过剩与高端服务短缺并存”的局面。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仅为50%，服务质量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家政等行业缺乏标准准入，市场混乱。这种中低端产能过剩与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使得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制约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时间“稀缺”也成为制约消费的新瓶颈。我国劳动者年均工时超过发达国家20%，公共假期仅有11天，且集中在上半年，导致上半年“节日拥堵”与下半年的“假期荒”并存。调休安排不合理，引发连续工作疲劳，部分群体的假期权益难以落实。

政策协同发力，释放消费潜力

针对上述挑战，罗志恒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居民消费率提升的实施路径。

“财税体制改革是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关键。”罗志恒指出，应推动增值税税收制度从生产地分享规则向消费地分享规则转变，从而激励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消费增长。同时，财政政策也应从传统的重视企业、供给和投资，转向更加注重需求、消费和家庭部门。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居民部门的直接补贴力度、扩大学前教育免费范围等，以适应当前需求不足的发展阶段。

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方面，罗志恒提出，应通过稳定楼市和资本市场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推动国资财政与社保联动改革，将国资收入专项用于改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福利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展望未来，罗志恒表示，对于我国当前40%的居民消费率，应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他指出，70%、80%的消费率并非未来发展的目标，真正追求的应是通过提升居民消费率，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