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上海财经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本文探讨如何建立长效资金来源机制，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内卷螺旋”。若分配机制未能得到有效调适，劳动保护的相关举措可能面临可持续性不足的压力。在2026年名义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通过分配调节，有助于防止劳动者成为宏观冲击的主要承担者。

目前AI技术让资本更容易获得技术收益，导致分配不均。资本占有了大部分红利，而缺乏技能支持的劳动者则面临工资增长慢、工作强度大的困境，即被变相降薪。这种压力会损害人力资本的长期价值，并限制消费修复。引入资本利得税是调整分配的一个方式，目的是实现“取之于资，用之于劳”。通过调节财富增值收益，为受技术冲击的群体提供培训和社保支持，帮助劳动者在经济波动和技术更迭中完成职业转型。

一、分配失衡：从要素扭曲到劳动力“内卷”的深层根源

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具有明显的“追赶型经济”特征，主要以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劳动所得税为主。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在早期鼓励资本积累以支持投资。但在2026年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种“重劳动、轻资本”的分配模式正面临挑战。

从分配效率看，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差距正在扩大。过去，资产增值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往往超过工资收入，导致财富向少数领域集中。当工资增长赶不上资产溢价时，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竞争不仅是岗位之争，更是劳动者在财务压力下的防御行为。

这种失衡限制了总需求。当资本增值的税负较轻，而工资收入税负较重时，资金更容易流向存量资产投机，而非技术提升。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出口增长较快的同时，国内需求却因为居民倾向于储蓄而表现得比较谨慎。

因此，研究引入资本利得税是为了调整分配机制。通过调节非生产性的资产增值收益，可以为户籍制度改革和零工保障提供资金，并提高劳动者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

劳动与资本税率可从以下层面进行对比分析。

从国际对比来看，不少经济体通过设置资本利得税来调节收入差距。目前我国的税率结构呈现出“劳动力税负偏重、资本税负偏轻”的特征。

一是劳动税负压力：中国个人所得税中薪酬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达到45%。这一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区间，对中高端人才的实际购买力和职业激励可能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二是资本税收现状：与之相对，针对金融溢价和股权套现的资本所得，目前的实际税率多锁定在20%的固定水平。这一税率显著低于前述的劳动所得最高档位，也低于部分发达经济体中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趋于看齐的实际税负。三是未来趋势：这种税收结构容易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在AI替代人工的背景下，如果分配机制不及时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内需不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二、政策引入时机：资产低迷期更适合调整税制

引入资本利得税常见的反对意见是担心加剧通缩。但从宏观调控看，在资产泡沫期征税容易引发集中抛售，而在市场低迷期引入，反而有更好的调整空间。

首先，低估值有利于平稳过渡。2025年至2026年，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处于相对低位。此时设定资本利得税，计税基数较低，对市场的冲击小于市场高涨期。这种方式能让市场有时间消化规则变化的影响，避免在经济繁荣时突然引入而引发价格剧烈波动。正如Auerbach和Slemrod（2025）指出，在低增长环境下建立税制，可以为未来的经济周期提供调节工具。

其次，弥补现有税种的不足。目前财税改革面临多重限制：房地产税推进阻力较大，增值税和消费税可能影响居民购买力。相比之下，资本利得税具有“获利才缴税”的特点，针对的是资产增值部分。在“十五五”初期，这可以主要针对高频投机资本，在不影响基础消费的同时，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最后，引导资金流向实业。观察北欧国家及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税制转型，其资金更倾向于流向制造业而非投机领域。在当前通缩预期下，引入资本利得税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将社会资源引导至技术创新领域。

这种做法可以作为分配制度的保障。在低位引入新税种，能以较小的社会影响推动分配调整。这不仅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也通过调节资本收益，为后续的政策扩张提供了社会公平基础和财务支持路径。

三、资本利得税的作用：分配调节与劳动力市场支持

2026年，中国财政体系正在从增加规模转向优化结构。引入资本利得税的作用不仅在于增加税收。从整体看，这一举措有助于调整分配比例、分担技术替代带来的成本并带动内需，从而为就业市场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首先，资本利得税对建立“以资本补充劳动”的机制至关重要。过去，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等资产增值来支撑财政。但在2026年名义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种模式需要转向更公平的分配方式。建立资本利得税，是政府通过调节资本增值收益来支持劳动者的举措。通过调节股权和高端资产的增值部分，政府可以获得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以下就业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补偿：为数亿由“要素红利”向“人力资本”转型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支持。零工社保账户统筹：为1500万—1800万面临技术替代压力的潜在失业或灵活就业群体提供长效的社会保障与转岗培训资金。调节分配结构：通过将资本增值收益转向支持劳动者收入，可以缓解由于资本占有过多技术红利而导致的变相降薪。

这种从依赖土地收益转向支持劳动要素的分配方式，不仅能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并带动消费，也有助于降低因分配不均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以资补劳”对实现再分配公平至关重要。资本利得税具有调节收入的特征，通过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资产增值收益，可以减轻就业市场的过度竞争。在制度安排上，建议设立专项转移支付，将相关税收用于户籍改革补偿和零工社保账户。这种资金流向不仅有助于缩小财富差距，也能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意愿。

再次，资本利得税有助于抑制投机并带动消费。据测算，若2026年实施15%-20%的阶梯税率，每年新增税收预计占GDP的1.8%-2.5%左右。这笔资金足以弥补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服务缺口。更重要的是，通过抑制资产投机收益，可以引导社会资源转向技术创新和实体消费，从而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溢价效应”。对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比较表明，建立较为完善资本利得税体系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在二次分配后通常有所收敛。这表明，资本利得税作为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新增流动性由资产套利转向社会福利与实体增长。

四、财政红利测算：资本利得税的潜力与劳动力转型资金

2026年，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主要针对金融资产与股权增值。这种做法是为了调节现有财富，为经济转型提供资金。从宏观角度看，引入该税种不仅能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能为缓解劳动报酬的变相降薪和隐性失业压力提供资金支持。

第一，国际对标：资本利得税在财政结构中的权位。观察OECD成员国的财政结构，纯粹基于证券、股权及金融衍生品的资本利得税是个人所得税中最具弹性的部分。以美国为例，联邦资本利得税表现出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在多数经济平稳期，其贡献约占GDP的0.5%-1.2%；而在资本市场异常繁荣的“大年”（如2021年），随着持有者集中锁定利润，该项税收占GDP的比重可一度冲高至2%左右，对联邦总税收收入的贡献率甚至能突破5%。由于其征收对象高度集中于高净值人群与机构投资者，其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效能远超传统的增值税。

第二，2026年中国资本市场增收潜力估算。根据2026年初的股市市值和减持情况，可以对金融类资本利得税的收入进行估算。

二级市场交易收益：截至2026年一季度，A股及港股通总市值约为100万亿元。若股市年回报率为10%-12%，并对净利得征收15%-20%的阶梯税，每年预计可增加5000亿至7000亿元的财政收入。

一级市场与限售股套现：这是主要的税收来源。由于原始出资成本较低，针对限售股套现及股权激励溢价的征收比例较高，预计每年贡献4000亿至6000亿元。

总体收入规模：如果再加上离境清算税和反避税措施，在制度成熟后，资本利得税每年可为财政增加约1万亿至1.4万亿元收入，约占GDP的0.8%-1.1%。在市场行情较好的年份，这一数字可能超过2万亿元。

第三，模式转变：从“土地杠杆”转向“支持劳动者”。这笔万亿级的资金能为劳动力转型提供财务支持。在“十五五”期间，该资金虽然有助于稳定地方债务，但主要应作为支持就业转型的专项资金。

资金来源调整：资本利得税是来自资产增值的税收，而非依靠举债。这些资金应优先用于“市民化补偿”和“技能培训补贴”，提高受AI替代影响人群的实际收入。

风险调节机制：引入该税种使政府收入从依赖资产价格上涨，转向调节资本收益并补充劳动报酬。这种调整能配合7%的名义增长目标，防止资金流向投机领域。

第四，建立支持劳动者的资金投入机制。为确保资金有效用于就业市场，建议由社会分担转型风险，建立以下机制。

一是为劳动者提供资金基础：建议将金融类资本利得税收入的绝大部分（如70%以上）定向拨付至“劳动力市场转型专项基金”，全面覆盖前述1500万—1800万潜在失业群体的转岗与社保缺口。

二是实现“征之于资，用之于劳”：利用该基金为受AI影响的办公人员及从事低门槛工作的高学历者提供生活津贴和教育券。

三是改善分配与带动消费：这种方式不仅能改善分配比例，也能将资本收益转化为消费动力，防止就业市场在技术更迭期出现萎缩。

五、资本利得税的现状与阶梯化方案

资本利得税实施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发现分配漏洞，并在公平与市场活力之间找到平衡。2026年的改革重点不在于单纯提高税率，而在于通过差异化的设计，改变长期以来资本收益税负偏低、劳动收入税负偏重的状况。

第一，纳税现状与IPO套现漏洞。目前资产转让领域的税收规则不完善，特别是在IPO后的股东套现环节存在漏洞。

限售股税率偏低：IPO前持有的限售股在减持时，按20%征税，且计税基础多为原始出资额。这意味着资本的高额增值所承担的税负，远低于高薪者的劳动所得税（最高45%）。减持环节存在规避空间：大股东常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或利用买卖价差政策来避税。此外，由于穿透式监管不足，通过持股平台或壳公司间接持股也能摊薄税负。

资本跨国流动的税收流失：部分高净值人群在移民或将资金转往海外时，因缺乏离境清算制度，导致在中国实现的资本增值未能在境内结税。

第二，资本利得税调整方案。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建立超额累进与持股时间挂钩的调节机制。

实施超额累进与穿透式监管：对大额收益（如年累计减持超5000万元）设置更高税率。同时利用数字化系统对家族信托等复杂结构进行穿透，确保根据实际受益情况征税。根据持股时间确定税率：为抑制短线投机，设置阶梯税率。如解禁后1年内套现，税率最高（如45%）；持股超过5年或10年，税率逐年降低，引导股东关注长期价值。建立离境清算税制度：规定大股东在变更国籍或转出大额资产前，须就未实现的资本增值结税，确保财富增值收益留在国内。

第三，风险共担：亏损抵扣与起征点设计。为防止资本利得税对市场流动性造成过大的脉冲式冲击，制度设计必须体现“风险共担”的公平逻辑。

跨年度亏损抵扣：资本利得税必须允许资本收益与资本亏损在一定年限内（如5-8年）相互抵扣。这一安排向市场释放了政府与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明确信号，能有效平抑市场低迷期的恐慌性抛售，维护资产价格的相对稳定。

免税额度：设定年度净收益起征点，确保普通投资者的股息和小额交易不被征税。此举可维持市场活跃度，让调节压力主要集中在投机资本和巨额套现群体。

本文摘自《全球动荡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其宏观政策选择（下）》，全文见《中国经济报告》202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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