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古代的理财思想为理解中国特色现代财政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本文以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演进为主线，系统梳理先秦至明清时期财政治理观念的形成、发展与转型，分析开源节流、藏富于民、“食货”与钱币并重、“量入制出”向“量出制入”转化等核心理念。文章最后指出，现代财政理念虽与古代理财思想存在本质差别，但二者在国家治理、民生本位和财政可持续等方面具有历史延续性，为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与现代特色财政理念之管见

财政亦称”国家财政”（Public Finance），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中国古代理财思想内容丰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特别是近现代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宝藏，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财政理论的源头之一。

中国古代的“理财”不同于现代意义的财政理论，其核心是国家财政或国家经济管理。中国古代理财思想植根于农本社会的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体制和儒家伦理框架，呈现出经验性、道德伦理性及目标鲜明性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的内在关联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就古代财政理论的发展演进来看，其对现代财政理论的镜鉴价值越来越得到彰显。

一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基本线索

中国古代财政实践与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先秦理财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源头，形成于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其核心特征在于伦理价值导向（义利观）与国家主导经济（宏观调控思想）的结合。主流思想虽然长期强调农本主义和国家财政主导，但也包含了轻重论这样丰富宏观的经济管理智慧、藏富于民的深远洞见及深刻的节用崇俭传统思想。这些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经济制度演变与政策措施制定，并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财富伦理观念和财经治理逻辑的基础。

秦汉的财税垄断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中央政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活力；自由经济思想超前，却难抵集权体制需求。应该说，二者在历史中的张力，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国家与财政的特殊关系。从整体上看，秦汉理财思想最终形成以国家控制为主体、注重民生稳定，辅以有限市场调节的框架，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传统社会财经治理的重要范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理财思想是在大分散、大动荡的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该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经济结构复杂，世族地主庄园经济盛行，货币经济衰退。国家财政、社会财富积累和流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物（尤其是谷物、布帛），理财观念深受此影响。稳定户口、劝课农桑、恢复生产被视为理财的根本基础，也是维系统治稳定的核心内容。世族门阀制度下社会等级森严，理财思想和政策也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期望和要求。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屯田制、均田制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战时经济的财政思想与实践，是有别于古代社会其他时期的一个明显特点。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次社会经济发展高峰期，其理财思想在继承前代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呈现显著创新。这一时期依然崇尚“轻重论”和国家干预理念，主张通过垄断盐铁、平准均输、控制货币来增强国家财政，其中刘晏改革漕运、盐政，以国家主导疏通经济命脉，就是最成功的案例。总之，唐代理财思想以富国安民并行，以税制（两税法）、专卖（盐政）、货币调控（平准）为支柱，从强制专营向市场化协作渐进，标志着中国经济管理从“管人”向“管事理物”的深刻转型。

宋代是中国古代财政与货币制度变革的关键阶段，理财思想呈现出承前启后、多元融合的特点。宋代理财思想的核心矛盾在于“国家汲取”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关系，其重视流通效率、认可商品经济的理念超越前代，但受困于专制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局限，未能完成近代财政转型。尽管如此，宋代在财政思想方面的探索深刻影响了明清，为明代“一条鞭法”、清代火耗归公等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参照。宋代在财政制度上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权，这从北宋初年即已确立。这种将财政权力高度集权的政策，是对唐末五代财政权旁落藩镇矫枉过正的一个结果。

辽代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分税制，以确保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不仅如此，还规定“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从这里可以看出，辽代通过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高额利润产业的方式来保证财政来源。以辽代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还将商业税收作为当时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进行全面规划并付诸落实。

元代财政体系的关键之处有二：一是忽必烈启用汉臣制定《中统交钞》体系，建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制度；二是实行以色目人为主导的商人包税制。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技术性革新（如阿合马推行的“扑买”制），但后期滥发纸钞也引发了恶性通胀。

明清时期的理财思想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从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公私利益兼顾的转变，也推动了中国传统理财思想的近代转型。明清理财思想的核心转型在于从道德束缚转向务实求利、从国家管控转向市场调节，但仍受制于专制体制与社会结构矛盾。 这一时期的探索成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思想资源，对理解“政府—市场”平衡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明清系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其财政形态在我国财政史上具有典型性，既有对以前财政制度的继承，也有迥然不同的重大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中国古代开源与节流并重的理财思想

对我国古代理财思想与实践来说，开源与节流非常重要。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开源与节流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

《礼记·大学》强调：“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其意是生财之道首先是发展生产，使从事生产的人多，而食俸禄的人少。生产者都勤勉于劳作，政府的支出则有度，财政积蓄就会永久丰盈。显然其核心内容就是开源节流。

扩大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基本国策，其具体措施多有变化。史书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税亩”即增加税收或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当时环境下，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进行准确丈量非常麻烦，若不能明显增加财政收入，就没必要实行。

夏、商及西周时期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为地方各种形式的上贡，其以实物为主，真正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这种理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

魏晋南北朝乃乱世，税收征纳随意性较强，临时性加征时有发生。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在发行货币，但由于当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货币流通受到很大影响，商品交换以物物交换为主。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频繁，军费开支成为当时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头，其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其他朝代。为了维护财政平衡，各政权往往首先增加税收，继而新辟税源，扩大税种，提高税率，辅之苛捐杂税。

隋代统一全国为财税改革创造了条件。隋初，在高颎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轻税之法。隋文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出现了开皇盛世，为”圣人可汗”局面奠定了基础。在隋文帝的诸多措施中，财政改革成效尤为突出：完善均田制，优化土地占有现状；大索貌阅，扩大财税征收面；践行“轻税之法”，减轻百姓负担；健全仓廪制度，提高了财政积蓄与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开凿运河，解决财政调拨能力。这种举措作为重要的理财思想，得到了后世的重视与传承。

金朝对于财政的认知是“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对金代来说，国家的经济命脉系“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

三

藏富于民的理财理念

藏富于民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与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当时的民本思想。藏富于民的理财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管子》中一再强调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虽然表面上是重视物质基础，但仍强调礼义廉耻，也就是社会秩序的构建。因此，赋税征收就不能竭泽而渔，而要藏富于民。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充分阐述，如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荀子“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都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化。这就要求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开源节流，深刻认识到国家富裕应建立在百姓富足基础之上。《管子》中的“轻重之术”、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及李悝的平籴法等，均是“藏富于民”思想的具体内容，其目的是保护和培育自耕农经济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最终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障民生稳定、增强国家实力之目标。

藏富于民实际上是一种着眼长远、培育财源的理念。《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左传》中亦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些记载均展示了儒学藏富于民的一贯诉求。

中国古代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财政思想体系。汉代史学家班固根据《周易》之理论，将财政定义为“何以聚人曰财”。在此基础上，班固又进一步对财政作了具体解释：“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班固对财政的社会功能定位比较准确，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货殖之学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对传统财政实践与思想的总结。

在中国古代财政历史中，财政往往与税收有机联系在一起，其表述一般包括“赋役”“赋税”“税收”“财税”等。

“耕三余一”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理想追求，也是政府财政储备的基本要求。《礼记·王制》强调“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意识，体现了古代儒家治国理念中重视粮食储备和预防灾荒的思想，对当时理财思想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显然，“耕三余一”思想正是藏富于民理念的具体表达。

在古代社会，也存在与藏富于民理财理念相背离的情况。在传统社会，工商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必要保证。 但历史上也有打击工商业者的案例，使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无疑又会造成政府财政方面的危机。

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算缗”“告缗”这种特殊政策。算缗钱非常具体，且主要针对工商业者。由于算缗规定的税率比较高，引起工商业者的消极对待，即不会如实上报财产。为了对付工商业者隐瞒财产，汉武帝于元鼎三年（前114）颁布了《告缗令》。《告缗令》规定“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鼓励告缗。而对于隐瞒财产及以多报少者，除了没收财产外，还要对其处以“戍边一岁”的严厉处罚。在重赏告缗者的举措中，告缗成为一种”遍天下”的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无疑为汉政府积蓄了大量财富，缓解了财政困难，“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是其社会副作用非常大。当时工商业者惨遭打击，中产以上者均到了破产的境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四

“食货”与钱币并重的理财思想内容

政府财政与货币往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货币产生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

钱币是对传统货币的统称。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秦半两是一座里程碑。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钱币形状不一，如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且只能在各自统辖的范围内流通。秦统一全国后，统一法律、度量衡和文字的同时，废止了战国后期的旧钱，在战国秦半两钱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圆形方孔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局面。

汉代钱币的使用更加广泛，除了作为商品交易之媒介，官吏俸禄、赋税万至租税等方面均可以用铜钱支付，五铢钱便成为流通广且持续时间长的法定钱币。应该说，冶炼业的发展为钱币的形制、规范创造了条件。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及后来的年号钱，均采取外圆内方的形制，这既符合先民的宇宙观（天圆地方说），也便于铸币的整形、修理及携带，另外还符合审美，可谓一举多得。

钱币的产生与发展同经济史息息相关，或者说钱币就是当时社会经济中最核心的内容。钱币与经济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连司马迁撰写《平准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探讨农商社会的发展变化。或者说，太史公提醒我们，钱币是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总之，司马迁提出货币是用来促进产品交换的手段，即“维币之行，以通农商”，这一观点是对先秦先王制币说的否定，揭示了货币是基于应对商品交换的需要而自然产生的规律。随着农工商诸业的交换和流通渠道的畅通，货币及货币流通应运而生，并兴衰演变。应该说，这种货币思想是人类货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货币史乃至经济史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纸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财思想，特别是对其近代化转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五

“量入制出”与“量出制入”财政思想的转化

为确保财政收支的落实，中国历代财政管理制度中均包含一定的会计制度因素。相对而言，宋代的财政会计制度更加成熟与完善。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其具体表现就有将财政权集中于中央，各地的金帛都被要求奉送至朝廷，以供中央统一支配，条禁文簿制度逐渐完善。宋代加强对财政的审计管理制度，既是对历史上国家财政审计制度的传承，更是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状态下中央财政控制权旁落教训的认真汲取。宋代的财政审计制度，对其以降的朝代均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财政思想中，中央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奉行着一个基本政策，即“量入为出”。早在先秦文献《礼记·王制》中就有如下记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大意是说，主管财政的官员（冢宰）要在年末农作物都收上来以后，根据全国耕地面积、年成丰歉的具体情况，结合多年来的收支规律（一般以30年为一个周期来通盘考虑），作为制订国家开支计划的标准，依据收入多寡来决定支出的数量。这表明在农耕社会早期，决策者就已认识到财政收入（主要是实物租赋）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必须据此谨慎安排开支。

“量入为出”的核心思想就是财政平衡、稳健理财与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是财政管理的基石性原则，强调基于可靠收入审慎规划支出，追求财政平衡与稳健，避免透支未来。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家层面，在个人理财、地方政府管理及对财政纪律性要求高的场合，仍然是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明清，政府的态度从抑商转向了重商。明代一条鞭法推动白银流通，默认商业价值；清末明确扶持工商业税收，如关税、厘金等。“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在唐代两税法实行后，于明清时期进一步转变为“量出为入”。以收支平衡为核心的传统财政体系，在晚清时期因频繁的对外战争而再转为包括发债、借款等手段的主动财政扩张模式。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近代转型。

六

古代理财思想对现代财政理论之镜鉴

中国古代财政史是世界上仅有的历史悠久且体系完整的思想知识体系，其历史演变的丰富内容与蕴含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认真梳理与总结。中国古代理财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政治经济思想遗产，凝聚着前近代社会先民对国家治理与财富关系的深刻洞见与实践智慧。现代财政理论则是近代以来伴随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而形成的以经济学为核心的系统科学。两者间虽有本质性的时空与制度差异，但在探索政府如何有效、公平且可持续地管理公共财政资源，以应对经济社会挑战方面，却有着深层次的历史联系和思想共鸣。深刻理解这些智慧宝藏并将其精髓与现代科学理论相融合，对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构建更为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财政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为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进行了不懈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满足战争的财政供给需要，建立了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的财政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央政府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政策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国家的财政政策目标逐步向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转变。当下，中央政府将财政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指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显然，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新时代现代财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从上面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现代财政理念与古代理财思想存在历史延续性。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理财思想，实质上是由政府主导与政府管理，具有较明显的协调性、阶段性与阶层性特点。中国传统理财思想中的“计天下利”“岁计”“国计”“理百姓财”等概念与今天的国家治理概念是相通的。现代财政理念把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重要论断。可以说，现代财政理念紧紧围绕“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吸收了中国传统财政思想中国家治理的精华，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传统理财思想具有延续性和统一性。

第二，现代财政理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激活古代理财思想的文明基因，从而使现代财政理念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理财的特征是以民生为本，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人民性是党的理财思想的基本特征。现代财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强调人民财政为人民，践行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民性的理财思想与古代理财思想中的“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的理念一脉相承。进一步来看，藏富于民的思想主要强调国家在干预经济、配置资源、管理市场、稳定民生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民间经济，既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又要做到有效干预。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现代财政理念不仅与中国传统理财思想紧密相关，而且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理财思想的不断结合，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第三，现代财政理念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现代财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形态，其本质是中国式现代化财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因此，现代财政理念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以“资本至上”的西方现代化有本质区别。这使中国现代财政理念与西方财政理论也有本质区别。可以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使中国特色财政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财政理念的重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创新发展，也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原文信息

作者：

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嘉豪（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6年第3期

选题：宏观经济金融理论与政策选题组

整理：肖伊琪

监制：朱霜霜

版面编辑｜周佳敏

主编｜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