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

本文综合红星新闻、中国新闻周刊、健闻咨询、界面新闻、南方周末等

近日，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因医疗事故罪获刑一案引发关注。

2024年2月17日凌晨，韩杰接诊一名呕吐、腹胀的2岁患儿，给予保守治疗后交班下班。患儿随后病情恶化，转院途中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

医疗鉴定认定，医院存在漏诊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延误病情及未及时手术等过错，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被法院判令承担85%的责任，赔偿146万余元。刑事一审、二审均认定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8月4日，韩杰称，目前他正在准备申诉材料，他提到，“我认可本次诊疗过程中我存在处置疏漏，但始终无法认同自身行为达到触犯刑法、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严重程度。”

“漏诊”是否就要入刑？北大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刘瑞爽副主任认为，医疗事故罪并不会因单纯的漏诊结果而成立。理解本案的关键，不在于泛泛讨论“医生能否犯错”，而在于区分两类医疗过失：一类属于医学风险和正常专业判断失误，另一类已经突破刑法容忍范围，成为刑法规定的“严重不负责任”。

韩杰案发生后，不少医务人员担忧，韩杰案会形成示范效应、使得医疗过错更轻易地定罪入刑。

“这起案子对在一线工作中工作散漫、掉以轻心、严重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是一个警示。”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因长期处理医疗案件，她呼吁，医生群体应从自身业务规范上进行反思，理性客观地看待该案件。

为何被认定“严重不负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8年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五十六条进一步规定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情形，包括： (一)擅离职守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 (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 (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韩杰漏诊嵌顿性腹股沟疝。简单说，腹股沟疝是肠管等腹腔内组织从腹股沟薄弱处突出；嵌顿性是指突出的部分被卡住，无法退回腹腔。若被卡住的是肠管，可能引起肠梗阻，时间过长，还可能导致肠管缺血、坏死。

据二审裁定书，2024年2月16日，患儿曾因呕吐到抚州市立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胃肠型感冒。次日凌晨3时左右，孩子被送到抚州健强第五医院。韩杰查体并安排患儿拍摄X光片后，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和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给予补液、护胃、抗感染等保守治疗。

韩杰写的首次病程记录显示，患儿神志清楚，但精神较差，肚子有些胀，摸起来仍比较软。韩杰将患儿列为病重患者，并提出“高度警惕坏死性肠炎、肠套叠、嵌顿疝及感染性休克”。2月17日上午9时45分，他再次记录患儿病情严重，并提醒必要时做腹部彩超。

下午4时20分，患儿被送到江西省儿童医院急救科时已没呼吸和脉搏。急诊病历记载，患儿肚子胀起，摸起来发紧，右侧腹股沟有一个按压后无法退回腹腔的包块。死亡诊断包括嵌顿性腹股沟疝、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两级法院据此认定韩杰漏诊。

韩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承认，他未触诊患儿腹股沟。他解释，家属未提供疝气病史，患儿腹部肿胀不严重，因此没有把嵌顿性腹股沟疝作为优先排查方向。关于未安排B超，韩杰回应称，患儿凌晨就诊，当时医院B超检查科室没有工作人员值班，结合孩子当时表现，综合判断后未安排检查。

一名国内三甲医院儿科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腹部X光片提示肠梗阻后，还要继续寻找病因。医生需结合呕吐、排便等病史和病情变化，反复进行腹部查体，并检查腹股沟和阴囊有无包块、肿胀或压痛；必要时可通过B超等检查进一步判断。在他看来，韩杰没有完成腹股沟查体，是明确的诊疗过错。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刘鑫长期研究医疗损害、医疗事故鉴定及医事法律问题，并曾参与多起医疗事故罪案件的法律研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要证明诊疗过错构成犯罪，法院还须说明，前述过错符合医疗事故罪要求的“严重不负责任”。

二审裁定书显示，检察机关提交2021年修订版《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小儿外科学分册），拟证明嵌顿疝属于常见疾病，肠梗阻患儿采取非手术治疗时应密切观察病情。二审法院还调取2004年版《临床诊疗指南》（小儿外科学分册）。裁定书援引称，有时医生检查患儿时未将腹股沟及阴囊部位暴露因而造成漏诊，故“任何小儿急性腹痛时均应常规暴露小儿腹股沟部”。

刘鑫认可裁定书引用的内容，这说明检查腹股沟有临床必要性，具有经验提醒性质。但他认为，若将其作为认定“严重不负责任”的重要依据，法院仍需说明其发布主体、适用范围和约束力，以及韩杰违反这一要求的严重程度。

韩杰的既往经历，是二审判断其责任程度的另一组依据。检察机关提交抚州健强第五医院2021—2024年的11份儿科住院资料，拟证明其接诊过肠梗阻患儿，知道应进行腹部触诊和影像学检查。法院认定，韩杰“具有五年的儿科专科经验”，对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段及危险性具有清晰认识。不过，二审裁定书也显示，韩杰2023年9月取得执业医师执业证书，同年10月才在儿科正式执业。案发时，距其正式在儿科执业约四个月。

刘鑫谈到，韩杰从2019年转入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至案发，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以执业助理医师身份、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与诊疗，不能把在儿科工作五年直接等同为具有五年独立儿科专科执业经验。

律师：医生很少被判医疗事故罪

“从2001年至今，裁判文书网上涉及到医疗事故罪的案件大约有100多个案件，全国范围内每年也就十几个。这在整个刑法领域里是非常少见的——像盗窃罪、交通肇事罪每年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件。”河南信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纪鹏向《健闻咨询》介绍，“医疗事故罪每年就十几起，说明司法机关掌握的还是比较严格，一般不会给医生入罪。”

“中国各机构在启动医疗事故罪的追查方面非常谨慎，因此，医生被判刑事犯罪的案例可以说极为罕见。”多位医疗律师告诉《健闻咨询》。

过去，多方对医疗不确定性的认识，为医务人员搭建了一个稳固的堡垒——非主观故意失误的情况中，涉事医院可能被罚款、向患方支付巨额赔偿，医生们可能会暂停执业、被处分，甚至被彻底吊销职业资格，但不会有人坐牢。“救人无罪”，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医生们能安心诊治病人。

但近些年，各方悉心维持平衡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家属起诉医院。

根据《医法会》统计，2024~2025年，全国法院系统审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连续两年大幅增长，2023年相关案件共2219件，2024年共3934件，2025年共5094件。

多位律师认为对技术过错应给予一定的容错率，“许多顶级医生们认为的低级错误，对初出茅庐的新手来说就是新课题。所有医务人员都要经历水平由低到高的阶段，这是大家不愿接受但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若对技术过错严加惩罚，那就不会有经验丰富的医生了。”

“ 医生们的执业压力越来越大，像在高压锅里一样；现在的医务工作者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医疗任务，还承担着大量繁杂的非医疗工作和压力。过度追责个体，只会对未来医疗发展起负面作用。 ”律师李立总结道。

“保护患者，就是保护自己”

“现在整个大环境对医生抱怨还是挺多的，所以医生的压力也大，有情绪，也可能医生们太压抑了，找个机会表达一下。”就此事引发的业内讨论，邓立强说。

有业内人士提出，韩杰的案例会让医生触发防御性医疗。所谓防御性医疗，指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主要不是为了患者的最佳医疗利益，而是为了避免纠纷，采取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或回避高风险操作的医疗行为。

此案判决发酵后，前述儿科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体格检查是儿科医生工作的难点，有时候孩童持续哭闹，腹部肌张力升高，医生触诊分不清压痛位置，听诊杂音也会被哭声掩盖，即便是体格检查也可能会出现漏诊。

他说，如果不分情形地开具检查或能规避漏诊追责，但这类“防御性”做法又极易引发家属投诉，让医生进退两难。

“一旦医护人员出现防御性医疗的趋势，最终回旋镖是打在老百姓自己身上。”谭秦东说，防御性治疗也会让医保的负担更重。广东广信君达律所律师、广州市律协医法专委副主任李立补充，防御性医疗是医患双向对立的反噬，最终导向更加紧张的医患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医疗事故，并不等同于医疗事故罪。前者是由医学会认定，处罚后果属于行政和民事赔偿范畴，但后者由法院作刑事判决，追究涉事医生刑事责任。

“我能理解这次医生们的情绪，医生们的压力确实大。”卢意光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整个医生群体的压力其实不只是来自患方，“可能跟整个体制有关，包括一系列监督政策，特别是医保控费、医疗反腐，以及医生的薪资待遇等”。

邓利强补充，当医疗纠纷出现后，医院的行政部门不能只对医院追责，“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惩罚，应该有更合理的管理方式，解决医生的困扰”。

有观点补充，医疗事故罪对医务人员的工作能起到约束作用。李立介绍，该罪与普通过失致人死亡量刑区分，具有独立的立法价值。“医患信息是天然不对等的”，若无专门的刑责约束，易放任漠视基础诊疗的行为。

“如果大夫怎么做都只是赔钱，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邓利强认为，医疗事故罪，既维护了社会管理的秩序，又保障了患者生命安全。且相较一般过失致人死亡罪最高七年有期徒刑，医疗事故罪量刑更为宽缓，法定最高刑期仅三年。

邓利强认为，当前需要强化的观念是，医生需要理性看待这起案件与这份职业的关系。“患者托付给你的是他的生命，所以不管你多么期待有好的职业环境，你对医患关系多么不信任，但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患者，还是应该对得起病人的托付。医生保护好患者就保护好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