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追堵之争：别让农民在权益与规则间两难 新疆阿克苏玉米地的两小时追堵，让野猪“脱保”后的人兽冲突成为焦点。一边是农民守护500亩辛劳成果的迫切，一边是安全风险与法律边界的考量，这场追逐背后，早已超越“该不该”的简单评判，直指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的制度衔接痛点。

农民的追堵选择，本质是权益受损后的无奈自救。野猪数量已达200万头，26个省份遭其致害，对农户而言，野猪不是需要呵护的“三有”动物，而是摧毁庄稼的“心腹大患”。此前十几亩玉米被糟蹋的经历，让收割机师傅的围追堵截多了份现实考量——在致害补偿机制尚未完全落地、专业防控队伍响应可能滞后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成为守护生计的最后防线。这种行为或许不够专业，但绝非蛮干，而是底层劳动者面对损失的本能反应。 野猪“脱保”的政策调整，本是为了平衡保护与防控，但地方执行的差异却让农民陷入规则迷雾。国家层面调出“三有”名录，意味着猎捕无需狩猎证，但部分地区仍将其列为地方保护动物，禁猎期长达数年。这种政策落差让农民难以把握边界：不追，庄稼可能持续受损；追了，又担心触碰地方法规。更关键的是，禁用工具的界定模糊，收割机围追是否合规、何种程度的防控不算“随意捕杀”，缺乏明确指引，让农民在维权时如履薄冰。 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农民该不该维权，而是制度能否为维权提供更优路径。理想状态下，专业防控队伍快速响应、致害补偿及时到位、预防设施政府兜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现实中，部分地区补偿申请流程繁琐、专业队伍覆盖不足，让农民不得不选择“冒险自救”。如果制度能及时补位，让农民的损失有处弥补、侵扰有专业力量应对，谁愿驾驶收割机与三百斤重的野猪周旋两小时？ 野猪追堵事件是一面镜子，照见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的平衡之难。解决问题，既不能苛责农民“不懂规则”，也不能放任“随意猎捕”；既要明确野猪防控的法律边界，让农民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要完善配套机制——简化补偿流程、加强专业防控队伍建设、补贴农田防护设施，让制度兜底跑在损失前面。 当生态改善带来野生动物数量增长，我们需要的不是让农民在权益与规则间二选一，而是构建“保护有力度、维权有路径、损失有补偿”的闭环。唯有如此，才能让玉米地不再上演追堵闹剧，让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