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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英国青年腿上打着石膏，举着写满“Good”的锦旗从上海一家医院出院。他的故事颇具戏剧性：腿伤在本国迟迟得不到手术，飞抵中国后，从检查到手术完成只用了4天。

这类故事经海内外社交媒体传播，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同时也在一些民众心中激起了疑问：越来越多外国人来看病，会不会挤占我们自己的医疗资源？

有这种忧虑很自然，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以上海为例，这座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2024年上半年接待的外籍及港澳台住院患者总数仅为4128人。这个数字在上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门诊住院量中，几乎激不起一丝涟漪。那些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外国人就医故事，更像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他们因为稀有而被注意，又因为被注意而显得数量庞大。真正远渡重洋来求医的外国人，其实不算多。

尽管如此，这个现象依然值得讨论。因为其意义不仅在于外国人来华看病本身，还在于中国医疗体系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置、优劣与未来可能。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议题：我们习惯于讨论商品贸易的顺差逆差，却常常忽视服务贸易的天平失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在旅行服务上存在超过万亿人民币的逆差。我们在出国旅游、留学、就医上的花费，远远多于外国人在中国的同类消费。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寻找新的引擎，激活服务贸易、吸引高端消费回流，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落子。从这个视角来看，外国患者来华就医并非“资源挤占”，反到是中国医疗服务业能否走向全球市场的测试。公众的担忧与讨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的医院是否有能力不仅服务本国国民，还成为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值得信赖的健康选择？

英国小伙用脚投票的背后，其实是中外两种医疗模式效率与成本的对比。在许多发达国家，完善的全民医疗体系常被高昂的公共支出和漫长的等待时间所困扰。一个核磁共振检查排队一个月，一个择期手术等待半年，并不罕见。而在中国，特别是顶尖的公立医院里，“中国速度”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速度，源于超大型人口基数催生出的医生惊人的临床经验积累，也源于体系本身对运转效率的极致追求。一位中国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年手术量可能是欧美同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更不要说费用上的巨大优势：在美国需要数万美元的治疗，在中国可能只需其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

有人分析过中国医疗参与的全球竞争的比较优势：一是经过海量临床病例锤炼出的、尤其是应对复杂危重疾病的技术能力；二是依托于完整工业体系和人力成本控制的成本优势；三是独具一格的中医药体系。这些优势，让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患者和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中，建立起“高性价比医疗”的口碑。

但要真正成为全球化的健康方案提供者，还有不少鸿沟需要跨越。首先是认知与信任。国际医疗市场是一个高度信任驱动的市场，患者往往更信任通过JCI等国际标准认证的医院。中国的三甲评审体系固然严格，但如何让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仍需时间与主动推广。

其次是制度接轨。一位外国患者在中国如何便捷地支付？他的国际商业保险能否与中国医院顺畅结算？这些系统性、制度性的对接，远比治疗一个病例复杂。

最后是文化和服务软实力，医疗不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服务的体验，是情感的交流。多语言环境、对多元文化的理解、隐私保护的观念、术后随访的体系等等，都构成了“值得信赖”的整体感受。在这些方面，我们依然存在差距。

变化的种子已经埋下。从上海、北京、海南等地开展的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到越来越多公立医院开设国际医疗部；从国产创新药频频获得海外授权，到高端医疗设备反向出口欧美……这些肉眼可见的进步，让我们不禁期待：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之后，中国服务同样有势力赢得世界青睐。

因此，对于“外国人会不会挤占医疗资源”的担忧，或许可以转化为一种更具积极的视角：外国患者的到来，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医疗体系带来自我优化和升级的“鲶鱼效应”，推动中国医院从“国内领先”迈向“国际水准”？

医疗的进步从来不是在封闭中完成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派遣学者出国、引进外资医院，学习世界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时至今日，中国医生已经能够用世界前沿的技术为国内外患者解除病痛，从“学生”到“同行者”，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引领者”。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要开门迎客，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打磨自身，让中国医疗不仅仅是“性价比”的代名词，而成为“创新”与“品质”的象征。中国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角色，也要从医疗产品的供应商，向着医疗标准的制定者和健康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