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城市工作5年，工资涨幅远赶不上房租上涨速度，没有稳定住所，结婚、落户的计划只能一推再推。”在一线城市从事互联网运营的新市民张浩的感慨，道出了千万新市民的安居困境。近日，一项覆盖全国10个人口净流入城市、涵盖农民工、产业工人、青年创业者等群体的新市民安居状况调查显示，超7成受访者因住房问题暂缓在城市扎根的计划，住房保障供给不足、政策覆盖不全、职住失衡等问题成为阻碍新市民融入城市的主要壁垒，住房制度改革亟待精准补位。

此次调查数据揭示了新市民住房问题的严峻性。调查显示，仅17.4%的新市民在工作城市拥有自有住房，享受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保障政策的比例仅为2.9%，远低于城镇户籍人口的保障覆盖率。在居住条件上，新市民人均居住面积仅20.4平方米，较城镇居民人均39.8平方米的水平差距显著，15.2%的多人口低收入新市民家庭居住在人均不足18平方米的“鸽子笼”式空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住房成本压力已成为新市民最沉重的负担之一，超6成受访者住房支出占月收入比重超过30%，其中23%的受访者这一比例超过50%，远超30%的合理负担阈值。

住房的不稳定直接影响新市民的城市归属感与扎根意愿。来自河南农村的陈菲夫妇在中卫市打工期间，曾因住房问题陷入困境：“地段好的房租太高，便宜的又太远，孩子上学不方便。”这种两难境地并非个例，调查中，72.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因住房缺乏保障而暂缓了落户、生育、子女教育等扎根计划。不少新市民表示，“没有稳定的家，就始终觉得是城市的过客”，这种漂泊感不仅削弱了他们的幸福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

深层来看，新市民安居缺口的形成源于多重结构性矛盾。从供给端看，保障性住房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难以匹配新市民增长需求，“十五五”规划提及的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尤其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刚需住房缺口突出，而三四线城市则存在住房库存过剩的情况，形成“人房错配”的格局。同时，保障房政策覆盖存在明显局限，多数城市的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资源仍主要面向本地户籍人口，将大量非户籍新市民排除在外。

从制度层面看，住房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强绑定，进一步抬高了新市民的扎根门槛。多数城市将购房作为落户、子女入学的重要前提，而新市民普遍缺乏购置商品房的经济能力，陷入“无房难落户、难入学”的恶性循环。此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尚未完全破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动力，制约了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已开始探索破解新市民住房难题的有效路径，为房改精准补位提供了实践参考。中卫市通过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累计建成38565套公租房，入住率达91%，将保障范围延伸至新市民、务工人员等群体。当地新市民陈菲申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每平方米月租金仅5.8元，一年租金不足4600元，且周边配套学校、菜市场等生活设施，有效解决了其居住与子女教育问题。这种“租购并举、梯度保障”的机制，以及“以人定房”的供给思路，得到了新市民的广泛认可。

专家指出，解决新市民安居问题，既是保障民生的关键举措，也是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相关研究显示，若能为新市民群体提供适宜的保障房及配套福利，2026-2032年将创造约30万亿元的内部需求。为此，房改需从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层面形成精准发力。在供给侧，应加快推进新市民保障房建设工程，盘活城市闲置写字楼、厂房等存量资产改建为保障性住房，重点在就业集中区域布局，实现职住平衡；在需求侧，需完善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通过住房补贴减轻新市民负担；在制度层面，应加快制定《住房法》，明确住房的社会属性，推动保障房政策覆盖所有常住人口，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公共服务与住房的绑定限制。

“新市民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才能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清华大学相关专家表示，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回归“住有所居”的本质，通过精准补位破解结构性矛盾，让每一位为城市发展付出的新市民都能找到温暖的家，真正实现从“过客”到“主人”的转变。这不仅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