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药械通——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项“健康通道”政策。据此，大湾区内的指定医疗机构，经过审批后可使用已在港澳上市、临床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新风天域联合创始人兼CEO、和睦家医疗CEO吴启楠提到，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可否试点“沪港药械通”，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与科研高地。

“这也有助于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外国患者赴沪求医带着期待和信任，缩短国际创新药械在不同市场上市的时间差，对他们而言将会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吴启楠建议，将东方枢纽打造为共建“一带一路”以及亚太地区的高端医疗服务目的地，提供“国际前沿药械+中国优质医疗服务”的组合拳。以“药械通”为例，不妨在上海建立全球药械“零时差”的准入通道。试点区域内优先允许具备沪港两地管理经验、有过港澳药械通实操经验，或拥有高水平国际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进口使用已在中国香港上市但尚未在内地获批的“临床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

“在东方枢纽打造高端医疗服务目的地不仅能带动医疗服务贸易的出口，也能带动周边酒店、康养、商业消费。”吴启楠告诉记者，沪上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也可探索合作模式。一方面让慕名而来的外籍人士得到定制化的服务，另一方面也让国际医疗旅游的红利不影响市民的“病有所医”。

“实际情况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小语种国家的外国患者。这也对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医疗‘通用语法’，超越语言与文化隔阂提出了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孙贇认为，在东方枢纽尝试公立和私立医院合作，进而形成一种更加‘丝滑’的合作模式，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比如在摸索医疗“通用语法”方面，私立医院积累的“语料库”或许值得借鉴。

在讨论“国际医疗旅游”是否能够成为国际消费新增长极的同时，孙贇提出了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在国际医疗中，如果发生医疗纠纷该如何解决？

她提出，医疗行为发生地、患者国籍地、医疗机构注册地可能分属不同法域，一起纠纷或将面临多国法律冲突。在缺乏事先约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哪个国家的法院有管辖权、适用哪国法律？再者，语言和文化隔阂可能使患者未能充分理解手术风险，而部分中介机构的过度营销又存在夸大疗效的情况。可以说，患者的“知情同意”存在缺陷。一旦发生纠纷，会让患者处于不利地位。还有，目前全球没有针对“国际医疗旅游”的强制性国际监管框架，也就是说各国医疗安全标准、行业准入门槛差异大——A国合规的治疗，在B国看来可能不合标准。那么，一旦发生纠纷就难以找到公认的“尺子”来衡量对错。此外，患者回国后若出现并发症，其本国医生可能不愿或难以接手治疗，这种后续医疗责任的断裂可能导致维权和健康风险双重困境。

“国际医疗旅游刚刚起步，风险考量或显超前。”孙贇告诉记者，但从业者应未雨绸缪，尽早从国际案例中汲取经验，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