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拜登在网上的形象并不好，甚至被戏称为瞌睡乔，原因无非是他年事已高，且在某些时刻显示出像是老年痴呆的症状，因此，许多人觉得他对中国的威胁并不大。然而，这种评价不仅偏颇，而且具有误导性。事实上，拜登作为一个老牌政治人物，远比特朗普更为棘手。如果继续让拜登执政，美国可能依然会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幸运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不仅搞砸了一切，还暂时打破了美国的霸权构想。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美国未来定位的看法。拜登认为美国依旧应是世界的主导力量，而特朗普则倾向于将美国的重心转移至本土，尽量减少海外干预。两种战略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在于他们的执行方式。拜登接手的是特朗普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特朗普在任内第一任期里，选择了撤出美国曾经构建的许多国际关系。他认为，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便宜。特朗普的这一看法源自对权力与责任关系的误解。他认为，只要美国拥有权力，其他国家就应当为此付出代价。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权力与责任本应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承担了相应责任的国家，才有资格获得应有的权力。而特朗普却只想要权力，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他国家显然不会接受如此不对等的关系，于是，特朗普把所有国际组织和要求美国承担责任的国家都视为占便宜。拜登上台后，迅速恢复了与欧洲盟友的传统关系，提出了新跨大西洋主义，并力求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上达成共识。

拜登政府上台后，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恢复对世卫组织的支持等。他一方面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制造共同的敌人来增强自己的外交立场。在欧洲，这个敌人是俄罗斯；在亚洲，则是中国。通过印太战略，拜登加强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安全合作，并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化，试图构建亚洲版北约。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拜登和特朗普的目标是一样的——对中国保持强硬，但拜登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战略，逐步施压，而特朗普则试图一举解决。

拜登、国务卿布林肯等人频繁出席线上民主峰会，并在此时发布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政策。例如，成立了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推动盟友在科技领域对华脱钩。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科技战，对中国的华为、中芯国际等公司进行制裁，扩大了对半导体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限制。此外，美国商务部将超过1000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并推动盟友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以切断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渠道。拜登的策略更注重微操，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小动作逐步施压。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也采取了强硬立场，多次批准对台军售，推动美台高层互动。美军舰频繁穿越台湾海峡，联合日本在琉球群岛部署中程导弹，进一步加强了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美国防部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270亿美元，提升印太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美国还推出了友岸外包政策，推动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可信赖伙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美国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如光伏、锂电池等加征关税，并限制使用中国原材料的电动汽车享受补贴。

拜登还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527亿美元补贴半导体制造业，要求接受补贴的企业十年内不得在中国扩展产能。同时，拜登还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推动本土制造业回流，出台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成立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主导制定新兴技术国际标准，以确保美国在量子计算、6G、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领先地位。2025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预计将升至3.5%，远超中国的2.4%。

特朗普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他上台后迅速推翻了拜登政府的许多政策，甚至在他的首日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终止了拜登政府的碳减排目标。特朗普还恢复了阿拉斯加北极保护区的能源开发，撤销了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关于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政策，转而支持传统化石能源的开采。他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并加速美墨边境墙的建设。他还撤销了拜登政府对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对跨性别者在美军服役的政策进行了反转。

特朗普推行的是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强调战略收缩、传统价值回归，并通过单边主义手段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这些政策不仅带来了美国国内的撕裂，也给全球政治格局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拜登则代表了建制派的全球主义，推崇通过多边合作与规则重塑来维持美国的霸权，政策更加注重制度的延续性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如杨洲所说：拜登向左，特朗普向右，美国在这两极摇摆中加速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