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一个全新的开局。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扬帆起航。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审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这份关乎国家未来五年走向的“施工图”和“愿景书”，既是国家大政的运筹帷幄，更是对民生之问的具体回应。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红星新闻推出《开局・十五五》专题，对话专家学者，探究“国之大者”，求解“民生议题”，我们不仅关注纲要草案中的宏观指标，更关心这些数字将如何落进烟火人间。

开局之年，让我们一同见证国家发展与个体命运的双向奔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是继去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再次重点提及的内容。

“十五五”规划建议（草案）谈到，“十五五”规划的目标之一是“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有关方面正研究制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那么，未来五年，居民收入增长会有哪些多维路径，痛点在哪儿，又该如何让老百姓的钱包“有感觉”？全国两会期间，红星新闻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

▲3月4日，市民在江苏淮安一家超市购物消费 资料图 据IC photo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支出，对中低收入群体构成了持续性压力。”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煜表示，“这挤压了当下的即时消费，也影响居民的长远预期与消费信心，使得部分收入增长被无形抵消，实际获得感不强。”

杨宜勇是中国宏观经济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前所长、高级研究员，目前担任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杨宜勇认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出台，也意味着我们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即从“生产驱动型经济”全面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

在杨宜勇看来，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将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基石作用、对提振消费与稳定经济具有引擎作用，也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是系统性国家工程

涉及“居民增收”的问题为何一再引发关注？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拥有着庞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娄勤俭提到，“未来10多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可能超过8亿人。”

在王煜看来，“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标志着我国促进居民增收的战略，全面升级为以全体城乡居民为对象、以“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为目标的系统性国家工程。

▲王煜委员

“这一战略转变，是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更是践行民生为大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王煜告诉红星新闻，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为实施系统性增收计划奠定良好基础。然而，收入结构的深层矛盾与民生领域的支出压力，依旧构成了增收计划落地必须克服的挑战。

王煜说，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即：财产性收入增长不足、民生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重点群体就业与社会保障需加强。

“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长期徘徊在10%以下，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及财产性收入，王煜提到，居民家庭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资本市场波动较大、普惠性金融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广大居民通过投资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渠道。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较大的刚性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这样，不仅挤压了他们当下的即时消费，也影响其长远的预期和消费信心。”王煜还提到，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稳定性、收入质量和社会保障覆盖仍需提升。

我们“能生产” 为何百姓“不敢消费”

“过去几十年，我们更强调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但当下，我们正面临几个深刻的现实。”

杨宜勇分析，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够，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能生产”，但老百姓“不敢消费”。当然这也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有关，杨宜勇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依靠人口红利扩大生产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杨宜勇

“我们必须通过提升居民收入质量，来激发单位劳动力的消费潜力。”杨宜勇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接体现为对更高收入、更稳定预期的需求。

在杨宜勇看来，我国正进入“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并重”的新时期，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实施将更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进入良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提出，也是为破解这些问题而来的。“政策考量非常明确，将‘增收’作为连接‘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桥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提振消费，最终实现经济的内生性并进入良性循环。”杨宜勇说。

增收+减负

在王煜看来，系统性的国民增收计划在国际上有成功先例，以日本1960-1970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典型，为日本培育了约一亿人口的庞大中产阶层，形成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极具参考价值。为此，他提出“增收”+“减负”。

“各地方政府要压实责任，明确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王煜认为，“十五五”期间，各地方政府明确设定“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阶段性目标并纳入相关部门考核体系，将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亿-9亿人，形成占总人口过半的稳定中等收入群体。与此同时，将稳就业与提质量并重，强化对吸纳就业、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的政策支持。

减负方面，王煜认为，应花十年左右时间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移，强化公共服务兜底保障。此外，他建议，降低居民在养老、育幼、教育、医疗领域的自付成本和隐性负担。

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这是城乡居民三大核心的增收渠道，在杨宜勇看来，这三大渠道各有难点：工资性收入的难点在于“提低扩中”的机制；经营性收入方面的难点在于“小微主体”的生存土壤；财产性收入方面难点在于如何“拓宽渠道”与“风险控制”。

从“局部式调整”到“嵌入式增收”

那么，如何破题？

杨宜勇谈到，工资性收入方面，需要聚焦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壁垒，让技能真正决定薪酬，需要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技术工人薪酬激励机制的落实。让一线工人、技术人员能通过技能提升获得实实在在的加薪，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

经营性收入方面，杨宜勇表示，需要激活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最需要突破的是营造一个真正“低成本、低门槛、有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仅要在税收、融资上减负，更要防止各种隐性的行政干预和乱收费，让勤劳的创业者敢投资、能赚钱。

财产性收入方面，杨宜勇承认，这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长期以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导致财富波动大、风险集中。“未来必须突破性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让普通居民能通过购买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公募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红利。”

杨宜勇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需要突破土地制度的改革，让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能通过市场化流转产生合理的收益。

谈及这次“城乡居民增收”和以往政策的核心差异，杨宜勇表示，以往的收入分配政策，更多是调整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等，这次则是“嵌入式增收”：它不再是孤立的经济政策，而是深度嵌入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之中，这也意味着增收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升级又会反过来创造新的增收机会，从而形成了“增收—消费—再增收”的正向循环。

“它强调多维度联动，试图打通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各个环节，而非机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杨宜勇说，“一个拥有14亿多消费者、且收入持续增长的统一大市场，将是我们应对一切外部不确定性、确保‘十五五’及2035年经济大盘稳定向好的最强大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