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开局●高端访谈录

“2026年经济增速设定在4.5%到5%的区间是合理的，想要实现更高增长仍面临挑战。”2026年全国两会之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经济学家刘尚希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表示，2025年全年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对2026年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新的一年要实现稳增长，关键仍在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刘尚希强调，当前，民间投资占比从高位下降，但潜力仍然巨大，必须通过清理隐性壁垒、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举措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稳定民企信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扩内需，明确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刘尚希表示，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在短期内能发挥带动效应，但仍需构建增收的长效机制，提高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等收入，尤其需要通过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发展完善资本市场等方式拓宽城乡居民财富渠道。

面对“十五五”时期提出的深层次改革任务，刘尚希认为，需进一步推进央地事权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市场转型多方面系统性改革，只有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与制度型开放，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经济学家刘尚希。

如何看待经济增速的调整？稳增长关键仍在民营经济

南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GDP增速在4.5%到5%，如何看待这一设定目标？

刘尚希：2025年全年经济增速实现了5%的增长目标，但经济增长呈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前高后低。2025年第一季度增速较高，然后逐季放缓，第四季度增速要明显低于第一季度，这实际对2026年第一、二季度的增速影响较大，考虑到2025年逐季放缓的情况，2026年经济增速如果想要实现更明显的增长，还面临不小的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在上升，地方财政、投融资也面临一些难点，在这种情况下，2026年经济增速设定在4.5%—5%这一区间，是比较合理的，与发展大环境相匹配。

南都：调整经济增速，将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刘尚希：经济增速看起来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却与个人工资、企业营收利润、政府税收都有直接关系。以个人为例，个人的工资与经济增长曲线相关。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企业营收、利润上升空间也会更大，员工要加工资也就更容易。

经济增速也影响着就业。经济增长曲线向上，就业机会相对更多，所以经济增速其实与老百姓的荷包、与老百姓的就业，与老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

南都：2026年要实现经济稳增长，有哪些具体建议？

刘尚希：要实现更高目标的增速，重要的还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市场作用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集中体现。现在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最高65%下降至50%以下，尽管其中有房地产业的拖累，但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各种困难不可小觑。从一些调研来看，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有所回升，民间投资可挖掘的潜力还很大，如何稳定民间投资的信心非常关键。这既需要相关政策发力，也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我们要落实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更多更具体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举措，不能让法律悬在空中。

还要对现有政策进一步梳理和清理，一些妨碍民营经济发展不合时宜的政策，带有歧视性的政策，包括妨碍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等政策，要系统清理，真正为民营经济发展出实招，这样民营经济才有信心。

同时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让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平等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如果民企、国企发展机会不一样，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不仅挫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多措并举增加居民收入，房地产行业仍在转型

南都：提振消费依然是接下来的重点经济工作之一。促消费、扩内需、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也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增加收入提振消费？

刘尚希：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个是工资性收入；另一个是经营性收入，比如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收入，往往取决于经营状况的好坏。还有一个就是财产性收入，主要途径是居民财富存量的资产化、资本化。如农民的财产权如何资产化，城市居民的存款如何资本化。这需要包括产权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让老百姓的财富存量加入国民经济循环，获取经济增长的红利，实现“财富效应”。还有一个就是转移性收入，主要是各级政府对低保人群、农民的转移补贴。现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实际上也是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一部分，无形中增加了消费者的收入。

我们现阶段，可以加大财政力度，通过政策支持来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但这是阶段性的，老百姓的收入不可能长期靠政府的转移性收入来支撑。所以长远看，还是要靠增收来提振消费，最终还是要依靠提高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实现。

南都：具体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刘尚希：一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就业，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这需要政府帮助，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以适应就业门槛不断提高的大趋势。

二是要改善营商环境，我们在前面也谈了一些，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提高广大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三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给农民增收，怎么进一步深化“三块地”改革，如何逐步允许农民宅基地流转入市，让他们能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增加财产性收入与金融市场有直接关系，所以要大力发展、完善资本市场，要通过多种渠道去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南都：房产是非常重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房产的表述是“着力稳定房产市场”，如何评估稳定房产市场的政策效果？政策工具箱见底了吗？

刘尚希：房地产的问题，不完全是宏观调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面临转型，那么就要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当然，房地产作为曾经的支柱性产业，也需要相应地谋求转型。新兴产业不断兴起，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各行各业都在数智化转型，房地产行业也一样，我们需要好房子、智能化的房子，最终房地产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不仅需要宏观调控，更需要改革来协同发力。房地产行业不会消亡，但在未来的产业体系中比例可能会下降。我认为，房地产市场最终要根据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实现分层。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房地产市场可以完全放开，但对于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年轻人、低收入群体，没有那么多积蓄，买不起商品房，就需要相应的保障性住房来实现居者有其屋。保障性住房带有政策性，就不能以追求盈利为目标。

所以我建议，未来的房地产市场需要按照双轨制设计，一部分是完全市场化的，另一部分以住房保障为目的。现在一个问题是，很多保障房地段偏远、质量不高，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建了之后可能没人住，当前空置的保障性住房并不少。所以保障房怎么布局规划，怎么更好适配老百姓的需求，以需求为导向来供给保障房，这非常重要。

亟待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持续深化改革提升治理能力

南都：“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哪些是改革的必答题？

刘尚希：近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改革作出了系列部署，涉及金融改革、央地关系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国企改革等重要改革任务。接下来一定要持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另一个重要任务，加快制度性开放步伐，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如何匹配国际高标准的经贸标准，尤其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之中，如何提高中国的话语权，甚至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这些都亟待在“十五五”时期通过深化改革去逐步解决和实现。

南都：说到央地关系改革，在新发展阶段，对央地关系改革还有哪些建议？

刘尚希：央地关系的核心还是事权的划分，简而言之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十五五”期间，要思考如何更科学地分配事权，让央地关系更加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

过去，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一些事情可以让地方各自去干，也能干成，但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整体发展水平更高，社会系统更加复杂，实际上对公共事务处理的统筹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事权需要逐渐上移，由更高层级的政府去推动才能干好。

比如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污水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它是一个社会整体性问题，单一的地方政府难以解决，再比如经济发展中强调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要发挥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那么仅仅靠地方之间谈判协作，很难实现，这时候就要中央政府去统筹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