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防部现已更名为“战争部”。这一声明不具法律效力，但却揭示了他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构想正在发生转变。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的袭击均违反国际法。美军在加勒比海多次实施谋杀行为。美方还随意在全球发出武力威胁，包括针对格陵兰岛、墨西哥和巴拿马。

这些国家或地区均未对美国构成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特朗普的动机似乎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或解决政治或个人恩怨。在另一些情况下，其政府提出的理由确实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实际关切，但这些关切从未构成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更谈不上袭击。

这些情况需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或者作为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寻求法律授权。然而，美国政府却一再选择升级对抗。

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言论和行动对其近期提出的高达1.5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请求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这不是一份国防预算，而是一份战争预算。它旨在支持一种侵略性军事行动模式和不断升级的威胁，这些行动已经给海外平民造成惨重伤亡，而与此同时，削减开支和美国人承担的成本上升正在加剧国内的不公正。

国会通常用来制约行政部门的工具过去也只是中等有效，但在一个完全不愿与特朗普政府对峙的国会面前，这些工具已丧失其原有的力量。例行监督未能施加任何有意义的限制，有关战争权力决议的投票也被轻易忽视。可信的约束威胁已经消失。

在这种环境下，国防拨款法案不再只是更广泛制衡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国会用来塑造或制约政府发动战争行为的最后一个可靠杠杆——这也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最基本职责之一。

然而，对于大多数国会议员来说，这项法案仍被视为一场在边缘地带塑造结果的演习：他们为家乡的基地和项目激烈争取，但最终还是会顺从地投票支持由委员会工作人员整合而成的最终方案。因为他们把对国防拨款法案的最终投票——即他们发挥最大杠杆作用的时刻——视为一次对支持军队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表态。

我所在的机构此前也采取了类似的顺从姿态。自1973年成立以来，我们从未对国防拨款表明过立场。作为一个以对抗不平等为使命的组织，我们目睹国防预算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激增近200%，而针对贫困和中产家庭的社会安全网却遭到侵蚀，这令人痛心。

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我们理解国防的核心功能——保护国家平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一直秉持克制态度，认识到虽然我们很适合让军队对其行动对平民的影响负责，但我们不太适合对其开支水平发表意见。

然而，当军费预算并不真正以保护美国人民安全为目标时，这种克制就变得不必要，甚至难以维持。

这份预算绝非“一切照旧”。它是对国家优先事项的急剧重新排序。特朗普已明确表明了这种转变，称美国无力承担儿童保育、医疗补助或医疗保险，“因为我们在打仗”。

与此同时，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周末内，将美国国际开发署送进了碎木机——该机构在其鼎盛时期管理的拯救生命的外援金额，还不到五角大楼预算中的一个零头。在国内，普通家庭被告知要放弃医疗、食品援助和稳定。在国外，我们工作地区的平民正承受着持续的冲突、流离失所和饥饿。

国会或许希望通过批准国防拨款来保护的军人，却被鲁莽且无谓地置于危险之中。只有国防和化石燃料行业以及特朗普总统身边那些已经靠战争获利的人才会受益。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军费开支已不再是技术性预算判断的问题；它已成为人类苦难的驱动因素。国会应该反对特朗普提出的1.5万亿美元军费预算请求。

斯科特·保罗是美国乐施会和平与安全事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