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田,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第四次坐在了央视《对话》的镜头前。
这位70岁的老人身着工装,说到激动处手指前方,语气斩钉截铁:“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他说的平台,是电商平台。
这不是一次无心的吐槽,从2024年底至今,这位中国首富对平台经济的批评,已经持续了近两年,措辞一次比一次直接。
从“互联网一味的低价,正在摧毁中国的经济”到“四大平台是经济绞肉机”,再到这一次喊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钟睒睒终于把话说透了。

1.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别急着站队。
我们先把钟睒睒的逻辑拆开来看看,他的核心论断是:电商平台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而且是“100%的中间商”。
炮轰电商平台背后,钟睒睒的逻辑其实很清晰。
他说,真正的交易平台,费率应该是恒定的。比如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比如证券交易所,规则写在那里,所有人按同一个标准缴费,平台不干预交易价格,这叫平台。
但电商平台不是这样。
佣金是浮动的,推广费是竞价的,大促的坑位费是限时拍卖的,就连商品的最终售价,都由算法根据用户画像、竞争热度动态调整。
一个小店老板点开后台,往往要算到头晕,也搞不清这一单成交后,自己到底能落下多少利润。
“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100%的中间商。”
这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划开了平台经济披了十几年的技术外衣。
当年互联网风起云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喊消灭中间商。电商平台告诉我们,它是基础设施,是技术工具,是帮你把产品直接卖到消费者手里的去中间化利器。传统经销商层级多、加价高、效率低,平台来了,一切都将扁平化、透明化。
十几年过去,传统中间商确实被消灭了一大半。城市街头的夫妻店关了一批又一批,批发市场冷清了,百货商场衰落了。然后人们发现,中间商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顶技术平台的帽子,变得更强大、更隐蔽、更不可抗拒。
屠龙少年,终成了恶龙。过去打倒中间商的人,今天成了最大的中间商。
传统经销商再强势,你至少有得选。但今天的头部平台,商家几乎没得选,要么接受规则,要么彻底离场。
更关键的是,传统经销商的抽成是明的,百分之几写在合同里。平台的抽成是暗的,佣金、广告费、坑位费、流量费、活动费,层层叠叠,算法黑箱里藏着无数变量。
在钟睒睒看来,这不是平台,而是戴着技术面具的超级中间商。
2. 钟睒睒为何炮轰电商?
钟睒睒为什么要向电商平台开炮?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利益。农夫山泉靠线下经销商体系打天下,电商冲击了它的价格体系,所以他要骂电商。
这个逻辑不能说错,但太浅了。
农夫山泉的电商渠道占比,钟睒睒曾公开给出红线,不能超过总营收5%。
2025年财报里甚至写着:“通过管控电商渠道销售占比,更好地稳定经销体系价格秩序。”
一家年营收数百亿的企业,主动限制一个增长渠道的规模,这在全中国的消费品公司里,几乎是独一份。
钟睒睒不是怕电商抢生意,他是怕电商毁掉整个价格体系。
一瓶水从工厂到消费者手里,经过经销商、二批商、终端店主,每一层赚该赚的钱,价格体系稳定了几十年。这套体系养活了上百万个家庭,支撑起了无数县城和乡镇的就业。
而电商的逻辑是低价击穿。
9.9元一箱包邮,直播间打价格战,短期看消费者得了实惠,长期看整个渠道利润被压薄,终端店主无利可图,最终所有人都为平台打工。
更何况,以钟睒睒今天的身份和财富,他不需要靠骂电商博眼球,更不需要靠几句言论改变行业格局。农夫山泉的线下渠道根基深厚,电商再怎么卷,也动摇不了它的基本盘。
他反复说这些话,更像是一个做了一辈子实业的老人,看着自己熟悉的商业秩序被一点点改写,忍不住站出来说出皇帝的新衣。
3. 生产主义VS流量主义
钟睒睒是做农业产业化出身的人,他在全国布局了几十个水源地和生产基地,跟成千上万的农户打交道,他懂一筐水果、一斤茶叶从田间到货架要经过多少环节、付出多少成本。
在他的商业世界观里,价值是生产出来的,是工厂里造出来的,是田地里种出来的。流通很重要,但流通不创造价值,它只是分配价值。
而平台经济的逻辑恰恰相反,流量就是一切,算法就是权力,价格战就是核武器。只要能把流量握在手里,就能倒逼上游降价,就能把所有生产者都变成给平台打工的人。
这两种逻辑的冲突,本质上是生产主义和流量主义的冲突。
在钟睒睒看来,他最焦虑的,还不是商家赚不到钱,而是卷价格最终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创造力。
他曾说:“把年轻人都吸引到手机屏幕里,创造性和感性在哪里?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其实很实在。
逛街不只是买东西,它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橱窗里的陈列、街角的咖啡店、书店里翻书的人、商场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些东西构成了城市的烟火气,也构成了灵感和创意的土壤。
可一旦所有消费都变成手机上划屏比价,所有人都只关心是不是最便宜,那些关于审美、体验、情感的价值就会被慢慢挤干。
最后,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价值观——便宜就是硬道理。
4. 重建商业平衡
责必论道,钟睒睒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限制平台的权力”。
他没有喊“打倒平台”,也没有说“取缔电商”,因为他很清楚,平台经济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客观地说,过去十几年,电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偏远山区的水果一夜之间能卖到全国,县城的消费者能买到全世界的商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任何技术革命都有代价。蒸汽机淘汰了马车,电力淘汰了煤油灯,互联网淘汰了一部分线下店,这是历史的必然。
问题的核心是,权力边界在哪里?
今天的平台经济已经走过了它的创新期,进入了垄断期。当一个行业只剩下两三个超级平台,当平台的算法权力大到可以决定任何一个商家的生死,事情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钟睒睒不是第一个看到问题的人。
2025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以低于成本价销售;2026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升为国家行动,提出要从“卷价格”转向“优价值”;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在《人民日报》发文,明确提出查处平台利用算法强制商家低价销售的行为。
从企业家的疾呼,到政策层面的回应,这条脉络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钟睒睒的话,未必每一句都对,但他提出的问题,是整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命题:
当技术进步的红利越来越多地向少数平台集中,我们又该如何重建商业的平衡?
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有一个卖水的老人在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