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费不只是经济政策，也要在社会公共服务层面协同发力，鼓励人的精神追求，给大家“有空地跳街舞的自由”，物质消费随之自然生长

文｜《财经》记者 王静仪

编辑｜王延春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12项重点任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和促进内需排在前三项。

顶层规划清晰，公众疑惑随之产生：为什么是这样的排列顺序？促消费现在如此重要，为何没有排在第一位？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什么？科技自立自强，如何理解这一在海内外引起高度反响的表述？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在2025外滩年会上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分享了他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思考和解读。

他认为，“十五五”规划建议首先瞄准如何进一步强化实体经济，这是中国“扎扎实实”的制造业根基。而强化实体经济的关键是发展科技，通过新质生产力来拉动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打通就业-收入-消费的循环。

刘晓春强调，促消费不是简单生产更多的新的消费品，关键是放开市场，让大家有更多的消费机会。这不只是经济政策，也要在社会公共服务层面协同发力，鼓励人的精神追求，让大家“跳街舞有地方跳，唱歌有地方唱”，物质消费随之自然生长。

“新旧动能转换之际，由新动能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曙光已经看到了，如果说‘十五五’规划的实施进一步推进，新动能为主的拉动作用就可以大放光彩了。”刘晓春认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就是要用新质生产力来引领千行百业，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现代化，最终形成体系。

他提醒，要防止各个地方片面化一拥而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倾向，许多产业比如食品是永续的，但要随着技术变化不断进步。因此，关键是让新质生产力服务于千行百业，拉动整个经济发展。

促消费如此重要，为何没排第一位？

《财经》：“十五五”规划发布了未来五年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等等，您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刘晓春：作为经济学研究者，首先关注的肯定是宏观方向和整体布局。“十五五”规划建议对今后整个经济的布局的方向是什么？围绕着这个方向，怎么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十五五”规划建议基本上是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再加力去做好工作。一方面是目标清晰，瞄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路径；同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博弈，也有针对性地做出安排。

“十五五”规划建议首先瞄准的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制造业体系，或者说实体经济，而强化制造业体系关键的是发展科技，通过新质生产力来拉动经济新动能的发展。

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要从单纯靠投资拉动走，转向投资和需求双引擎的发展模式，此次规划史无前例地将促消费置于重要战略地位。在大框架下确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绿色发展等具体任务。

《财经》：促消费在12项重点任务里排在第三位，有的专家认为，促消费如此重要，为何没排在第一位？您如何看待消费促进在规划中的定位？

刘晓春：怎么没把消费放到第一位，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实际上我们对经济的安排自有逻辑，不是说消费很重要就必须放到第一位，因为消费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以第一位应该要夯实经济基础。从国家的战略角度来讲，这个基础是扎扎实实的制造业基础，在这个上面才能谈其他，包括科技发展和消费促进。

其次，将促消费纳入五年规划本身已是史无前例之举。以往规划多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满足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泛化目标，而现在将促消费作为一项经济战略提出，并将其列为重点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在工业基础、科技、消费的排序中，消费已经被放在重要位置。

《财经》：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37%，与50%乃至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您认为应该如何促进居民消费？

刘晓春：消费占比是需要国际比较的，但也要做具体分析。首先，中国消费支出中以实物消费为主，服务消费相对较少。其次受价格因素影响，从经济发展进程看，中国的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价格水平都相对较低。国际上有购买力平价算法显示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已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占比计算需结合具体语境。

美国消费占比很高，但它的消费内容中服务消费占比更多，物质消费相对占比要小，这也是我们最近在提倡服务消费的一个原因。但从美国角度来讲，服务消费里面更大的比重是医疗、律师，而这两项价格在美国是奇高的，所以这个比重对我们有参考作用，但不应该成为学习榜样，我们要考虑合理消费结构和价格相对合理性。

我们不是不要发展服务消费，但不认为我们也应该有那么高的律师费、那么高的医疗费。我们已经在想办法让老百姓的医疗更承担得起，所以在服务消费里面，医疗消费实际上应该降低一点，不应该像他们那么高。所以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对消费结构的追求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那一套。

《财经》：在服务型消费中，医疗、教育等等所占的比重理想情况下应该是多少？什么是中国合理的消费结构？

刘晓春：恐怕不能人为确定一个所谓的理想比重，应该尊重每一个人自我发展的需求。工业时代的生活是模式化的，物品是批量的，人生也是标准的，有固定的学习时间、上班时间和退休时间。但是当今社会的运转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已经改变，人生阶段不再标准化，或者说既有标准化的部分，又有个性化的部分。

当大众基本生存需求已普遍满足，非教育类的精神性需求和非物质需求日益凸显，去旅游、去看演唱会，实质上是自我的追求带来了物质的消费，形成经济循环。比如一个人跳街舞，要出行、要买装备，消费方式多样化将带动就业与收入增长，形成经济良性循环。

一些人认为医疗和教育值得提倡，唱歌不创造价值不值得提倡，实际上是错的。这些个人追求可能有人觉得高雅，有人觉得低俗，但经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循环过程，政策就应保障合法的消费自由，如果这也不准那也不准，那么就没有就业，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消费了。

促消费政策最关键的就是放开市场，让大家有更多的消费机会，而不是简单生产更多的新消费品。

促消费就是“有空地跳街舞”的自由

《财经》：当前消费方式不够多元，原因是什么？是收入水平限制，还是居民有后顾之忧？

刘晓春：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收入水平。收入增长是消费提升的基础，所以“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

二是制度安排。如果养老、教育等后顾之忧得以解决，大家的消费就更大胆了，消费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养老是未来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科技与医疗进步，人均寿命延长、存活率提高，老年社会将成为常态。因此，需重新定义老年阶段：过去60岁退休至70岁约10年，如今可能延长至30年，几乎与工作时间相当。这一变化要求社会重新思考老年人的定位。

家庭结构变化、科技发展及生活方式转变，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持续。未来养老需从个人孝道转向社会共同责任，构建新型社会伦理，确保每位老人有尊严地安度晚年。

此外，漫长老年阶段中，老年人不应被视为社会负担。他们既是价值的消费者，也可成为创造者。社会应探索弹性就业机制，如间歇性就业与休闲相结合的模式，满足其心理、学习与工作需求。

《财经》：要进一步促进消费，政策层面可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刘晓春：一方面是从价格市场的角度做工作，比如像现在发优惠券、发补贴。

另外一方面，比如文化政策上提倡更多的文艺创作、开辟更多的公共场地，也是增加消费供给的方法。跳街舞要有地方跳，唱歌要有地方唱，这样会有更多的消费机会。

所以促消费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牵涉到方方面面，有些东西是无形的、看不见的。比如说大家想要跳街舞，但没有场地，或者有场地不准跳，这不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而是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和治安、交通等政策也有关系。

在社会管理上要做一些政策调整，鼓励大家能够多形式、多方位地追求自己喜欢的消费。一方面提倡公序良俗，另一方面又尊重每个人合法的消费追求和消费自由。

《财经》：我想到了上海的苏州河，它十几年前还是臭水沟，经过政府不断改造升级，河边肉眼可见地繁荣起来。或许政府要做的是提供空间、创造土壤，消费的种子会自然而然地长出来。

刘晓春：对。我们小时候苏州河边一股臭味，在那里能有啥消费呢？现在搞成公共空间了，各种展览都有了，还有跳舞的、跑步的，这些都是消费。别看他们的动机不是买东西，但这些日常活动里面都包含着消费。

《财经》：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对收入有顾虑，捂紧钱袋子不敢花，他们只是出门了，没有产生太多的物质消费。

刘晓春：实际上经济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不能机械地看待它。要促进消费，个人收入增加是最重要的，而个人收入增加就在于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多了，工资自然就高了。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实现得非常好，今年明显看到国家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爆发式的进步。我们一直在讲新旧动能转换，我认为从现在来看，由新动能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曙光已经看到了，如果说“十五五”规划的实施进一步推进，新动能为主的拉动作用就可以大放光彩了。

通过前面比较艰难的转型过程，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通道，新动能为主的发展通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多了，工资也会往上涨，那个时候消费自然而然地就会增加起来。

用新质生产力引领千行百业

《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里第一项重点任务就是要打造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怎么理解现代化的内涵？

刘晓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就是要用新质生产力来引领各行各业。新质生产力不是孤立的，不是说只有芯片行业才是新的，传统产业都不算。许多产业是永续的，比如食品，人永远要吃东西，但产业一定随着技术变化不断进步，关键是如何让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传统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是更好地拉动整个经济发展，并不是只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是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各行各业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同时内部之间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完整体系。

《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里提到要发展人工智能、芯片等多个万亿级别的新兴产业，在未来十年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科技产业。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完成新旧动能转化，有什么需要规避的问题吗？

刘晓春：在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防止三个问题。

第一，此前一些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无序发展的问题，或者说企业为了追求高速度选择高杠杆的发展模式。从企业层面来讲，发展既要快速、有质量，同时要稳健，尤其是管理上、财务上的稳健。部分房地产公司此前在高杠杆下资金链断裂，要避免再次产生类似的风险和损失。

第二，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国家政策，要改变传统的内卷式的竞争逻辑、竞争方式。最近我们到国外调研出海企业，感觉到中国企业家的竞争方式很粗暴、很简单，就是降价，就是压低自己的成本来获得市场。不是说降价不好，但毫无疑问它的危害性很大，包括对出海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也产生了危害性，当地老百姓对这种竞争方式也有不好的看法。

中国现在绿色技术领先世界，成本控制也领先世界，技术好、价格低，能够让更多第三世界国家采用，造福于人类。在这种领先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自己不断地去无谓地压成本，降低质量，减少对科技的进一步投入，这样的内卷式竞争就没有必要了。

第三点，毫无疑问我们要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投向这些方面，但有些地方政府往往为了发展所谓新的生产力，有意地压制、挤压，甚至关停传统产业，这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企业不违法，应该市场开放，让它经营，这样市场才能够丰富多彩，毛细血管流畅和丰满。

《财经》：所以现在中央提出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去赋能千行百业。

刘晓春：对，中央的信号是明确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有时可能机械化地理解新质生产力。土地是有限的，现在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占着地方的传统行业只能走，那么企业关了，人失业了，没有必要。如果市场把这个企业淘汰了，那是市场竞争的必然，没必要用行政手段去把它淘汰掉。地方政府在认识上一定要改变单一的思维方式。

《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的第二项重点任务是提出了“科技自立自强”，这个表述引起了海内外非常多人的关注，您怎么看？

刘晓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分工协作是效益最高的，所有人都承认，全球化对全人类是效率最高的。但问题在于，可能有些国家得益更多，有些国家得益相对少，那么觉得得益少的就想改变规则。各个国家如何在全球化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一方面追求更好的社会，同时不同群体之间一直在互相竞争，有时竞争还相当激烈。现在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因为在全球化以后各个国家内部发生了不平衡，内部矛盾会转变成国际矛盾，导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余永定老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想把他们自己内部没做好的事情怪到中国头上，找中国当替罪羊。

世界相当长时间是以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但中国和欧洲都在呼唤多极世界。现在美国已经感到多极世界在慢慢形成，它不忍心或不甘于丧失单极世界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它要打压中国，打压其他国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国家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有些矛盾是切实存在的，没有必要抱有幻想。

从一个大国的角度来看，必须自己有完整的产业链，必须把粮食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必须有自己完整的军事体系，不能被人家掐着脖子。大国和小国发展的逻辑不同，小国只需要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几件事情，自身不出问题就可以和大国相安无事，但是大国就是会遇到独立自主的问题，必须自己要强壮，才能抵御别人的打击。

站在国际竞争的高度来理解，中国必须有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的技术体系、自主的工业体系，所以“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以创新作为引领。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过程，虽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处理不好，对手随时虎视眈眈。

责编 | 张雨菲

封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