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青年报

刘琛

202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对话的精神”为主题落幕，清晰地映射出当前国际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安全环境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的迫切要求。然而，会议中的一些信号，也深刻揭示了实现真正对话的艰难与复杂。

例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主旨演讲中选择用法语而非英语讨论国际形势，这一细节不仅彰显了加拿大作为中等国家的独特立场，也反映了在当前全球治理框架下寻求共识时面临的微妙挑战。一方面，全球治理亟须通过对话来解决；另一方面，对话本身却遭遇着复杂的现实障碍。这种矛盾揭示了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并突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脆弱性。

根据国际发展研究的“风险中心政策分析”模型，造成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缘冲突、贸易战、政府更迭以及新的立法或战略出台。历史表明，当前的全球治理环境正经历这四大因素的交汇与叠加，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局面。这种复合型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还可能引发长期合作关系乃至盟友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加拿大首次在其年度军事演习中加入了“来自美国的入侵”这一极端情景假设。尽管民调显示，加拿大的担忧更多集中在综合安全层面，如边境治理、移民压力、经济稳定及网络安全等方面，但这一举措无疑体现了加拿大对传统盟友关系不确定性的深切忧虑。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加拿大国防开支不足，增加了美国的负担，这种指责违背了《北大西洋公约》所倡导的价值观联盟精神。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丹麦最大养老基金之一“学者养老金”（Akademiker Pension）于今年1月25日抛售1亿美元美国国债，被视为欧洲对特朗普强硬政策的实质性回应。考虑到欧盟持有高达10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丹麦此举可能会触发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大调整，重塑美欧之间的“经济盟友”关系。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不确定性直接冲击了市场对未来走向的预期准备。1月26日，现货黄金价格首次突破5000美元大关，金银价格飙升成为美元不确定性加剧的直观反映。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其核心在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双挂钩”机制。然而，随着美元价值对黄金贬值近99%，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重要性。美联储对“鲍威尔事件”的表态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信任感，显示出支撑美元地位的三大软实力支柱——美国的稳定性、繁荣及政府权威性正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已走到必须进行范式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在纷繁复杂的议程中，有两项核心原则应被优先把握：一是在政策制定中强化基于现实理解的价值判断；二是从历史经验出发，重申并巩固国家认同的张力。这不仅是抵御全球化反噬的盾牌，更是推动有效国际合作的基石。

首先，政策不能仅靠抽象理念驱动，而需扎根于对具体社会语境的深刻体察。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次访华代表团中，特意纳入了华裔国会议员马荣铮。据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奥黛丽·尚普解释，马荣铮所代表的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华裔选区之一”，将为对华政策提供“重要的视角与洞见”。这一人事安排绝非偶然，它折射出加方在重构对华关系时，正尝试超越意识形态预设，转向更具多元性、情境敏感性和文化共情力的政策设计。这种从“代表性”出发的外交配置，标志着一种理性选择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深度交织的今天，理解“他者”不是装饰，而是战略必需。

其次，历史反复证明，经济全球化在深化相互依存的同时，也极易激发身份政治的反弹与主权焦虑。关税壁垒、技术脱钩、供应链重组等现象，其传导效应远超经济范畴，直指国家认同的根基。因此，坚定构建并维护独立的文化主体性与国家叙事，不仅关乎内政稳定，更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在这方面，加拿大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范本。

二战后，面对两极格局下的权力垄断，加拿大率先提出“机能原则”，主张中小国家应依据专业能力而非体量大小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理念后来发展为“中等国家理论”，被国际关系学界誉为对传统强权政治逻辑的“破冰之举”。在实践层面，加拿大并未效仿美英的“援助-控制”模式（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英国的科伦坡计划），而是提出以“和平、减贫、亲善与贡献”为核心的国际合作伦理，并据此推出“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计划”（NEPAD）和“加勒比计划”等倡议，强调平等伙伴关系与发展自主性。

尤为关键的是，加拿大早在1971年便将多元文化主义确立为国家政策，并于1982年将其写入宪法，成为全球首个以宪制形式保障文化包容性的国家。在当今文明对话日益被地缘竞争裹挟、文化差异动辄被武器化的时代，这一制度性承诺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即在统一国家认同下容纳多元文化共生，显得尤为珍贵。

正如约瑟夫·奈所言，软实力根植于三大支柱：文化吸引力、价值观感召力与政策正当性。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局，本质上是一场信任与合法性危机。破解之道，不在于退回封闭的民族主义，也不在于幻想无摩擦的全球融合，而在于各国能否在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谦逊、务实与相互尊重的姿态，共同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多边秩序。

唯有如此，全球治理才能真正从“应对不确定性”的被动姿态，转向“塑造确定性”的主动作为。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