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有一年狮子座流星雨，天刚黑的时候，天文社的孩子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在操场上架设了各种长枪短炮，热热闹闹地坐着、躺着，聊着天，大家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又欢乐又神圣的神情。第二天，我遇到他们问起昨天看流星雨的事情，他们对我说，看是看到了，但是城市夜晚光线散射厉害，拍摄的效果并不好，原本准备的展览也就无疾而终了。不过他们并不十分沮丧，又欢欢乐乐地跑去打球了。

我们学校一直有参加国际数学建模大赛的传统，每年都会得不少奖，这个活动似乎也渐渐成了学生们的节日，特别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最后递交的时间正好是我们这里的凌晨时分，所以那一天校园的夜晚会非常热闹，大家抱着笔记本电脑在餐厅、走廊、会议室一切可以坐下的地方乱窜，整个校园似乎都在唱着普契尼那首著名的咏叹调。而且我感觉，他们心中似乎对那个“熬夜”有着某种节日似的期盼。

这些常常让我动容，也让我感到自豪，觉得这就是学校应该有的样子。当然，我至今依然觉得如此，但渐渐我也从其中咂摸出一些隐隐的、另外的意思来。

这几年，孩子好像比以前“乖”多了，其实是“冷”多了，一个学校渐渐分裂为好几个平行世界，各自的交集越来越少。只有当学校的管理与他们的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才会表现出一种激烈的抗拒。那么为我所激赏的，他们的热烈与投入，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呢？

人们热切地去做某件事，可能是因为对某事的热爱，但也可能是对其他某事的逃避。而最好的逃避则是，专注投入地去做一件大家都觉得有意义的事。

比如那些在操场上等待狮子座流星雨的孩子，是不是都爱上地理课呢？比如那些抱着笔记本电脑深夜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的孩子，是不是都爱上数学课呢？恐怕也未必。我就亲眼看到，那些抱着笔记本在凌晨两点的校园里乱窜的孩子，是怎样在课堂上打瞌睡，是怎样想着法子逃避交作业的。

那是不是他们虽然喜欢这门学科，却不喜欢他们的老师呢？那更不是了。因为他们为了观测的时间、地点、角度，或者为了一个公式、一个原理或者一个数据，会去缠上自己的地理老师或者数学老师，在那个时候，他们之间更像是朋友或者同盟。

所以，问题来了，那么他们究竟对地理或者数学抱有怎样的情感呢？

维特根斯坦说：“让词语的使用教会我们它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在他们使用“数学”、“地理”的真实语境中理解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如果这样看，我们会发现，当他们躺在大操场上或者在凌晨的校园里时使用“数学”和“地理”这些词语的时候，与他们在课堂或者考场上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意思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红楼梦》，一本自己窝在沙发里读的《红楼梦》与在“整本书阅读”语境下的《红楼梦》在不少孩子那里，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

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纯然与自己的生命体验有着结合的概念，一个是与某种体系、制度和规则联系的概念。这种不同，不是概念的具体内容的不同，而是概念的社会属性的不同。严格说来，在孩子们的感受中，大操场上的地理学和课堂里的地理学是不同的，一种指向了某种生命真实的体验，一种指向了被规划、被约束的人生道路。所以，归根结底，他们用格外的热情所要表达的，其实未必是对这门学科的热爱，而是对这门学科背后那种制度化存在的逃离与反抗。在那样的的语境中，学科只是这种制度化存在的体现，比如语文，它不是语言和文字构建的世界，而是高考中占了150分的一项考试，而考试的分数又是这个制度化存在中唯一的可以体现意义与价值的IP或者ID了。当这样的制度化存在可以将人引向更好的境地的时候，人当然可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是当人们忽然洞悉这样的制度化存在的背后是空无一物的时候，再加上这样的存在本身又极端地反人性和无聊的时候，逃离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了。

也许有人要说，那么我们将课堂搬到操场上，安排在午夜的校园或者沙发上的时候，这些学习的意义是不是就可以回归了呢？我以为还是不能。因为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改变学科背后的制度化语境，因此也改变不了在这样的语境中这些概念的意义。这也是近年来课程教学改革走马灯一样地变化，却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也是教育界总是在一阵阵喧嚣之后，又自觉回归灌输、填鸭、机械操练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那些守在操场上的孩子们，究竟是守候什么呢？抱着笔记本在午夜校园中穿梭的孩子们又为什么而兴奋呢？他们对地理或者数学的热爱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更强烈的，并不是那份学科的热爱，而是人社会化的本能：有什么能够比和趣味相投的人们一起做事情本身更有意思的呢？在他们看来，一起仰面躺在操场上，让陌生的晚风吹拂他们的脸颊，因为一些即便是在老师和家长看来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暂时逃离作业和考试的烦恼，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舒心和幸福的呢？这恐怕才是那些让我感动、以为我们的教育在这开出感人花朵的场景背后的真相吧。

逃离，是人的一种自然选择，一切反抗其实都是从逃离开始的。孩子们的逃离有错吗？我以为谈不上错与对，在这种虚妄的制度化生存面前，这样的逃离应该是最动人、最富有诗意的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逃亡，是用一种无意识的选择向生存的本质回归。在现实中，学校大概也分成两类，一类是将一切牢牢捆绑在制度化生存的马车上，还美其名曰“为了你们的将来”的学校；一类是因为恻隐之心，而让学生有逃离的可能，让他们还有机会让陌生的晚风吹拂自己脸颊的学校。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始终选择的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