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胥寻根：庆阳流逝的婼水古名乃南佐黄帝古国与嫘祖养蚕文化源头

——南佐古国黄帝族的来龙去脉（五）

南佐遗址新一轮发掘的考古数据，激活了庆阳众多民俗文化传承记忆，拉开了黄土高原始祖文化脉络走向研究的序幕。

庆阳蒲河2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存，庆阳蒲河不仅仅是旧石器文化，更是新石器文化的密集区，亦是古人类万年养蚕传说历史的源头之地。由于蒲河婼水古名的流失，造成了庆阳史前文化的巨大缺失，也给后世历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误区。幸有镇原汝河王母宫与西峰南佐白马天神庙的民俗传承以及正宁黄帝冢的世代祭祀，成为研究庆阳“东王公，西王母”文化的突破口。

地名是历史的记忆

庆阳市有葫芦河、桥河（乔河）、环江、北极河（宁县城北河）、九龙河、婼水（若水、弱水）、蒲水、汝水、红河等9条见证中华人祖文化起源的河流。其中“婼水”、“汝水”古名，隐涵着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文化血脉。

庆阳市东部华池葫芦河是华胥氏（瓜、华同义）、伏羲（庖牺氏）、盘古（盘瓠氏）名号诞生的文化记忆；乔河（桥河）、桥山是炎黄二帝母族有蟜氏文化的记忆，“蟜”是“天、虫、咼”三字的合体。炎帝母为有蟜氏任姒，黄帝母为有蟜氏附宝，大禹母为有蟜氏修巳（姒），夏启母为有蟜氏女娇（嬌）。

蒲河古名“婼水”乃弇兹氏少鵹太婼族“婼”姓文化记忆，亦是扶桑文化的记忆，“桑”字头“叒”发音婼“ruò”，西貘族崇拜的圣木“若木”即“叒木”，乃“桑”字的合体字；汝河乃女娲文化记忆，亦是西王母源头文化的记忆。红河乃炎帝入赘赤水氏文化记忆，蒲河之名乃颛顼为纪念其母西貘之女“菖蒲”而改婼水为“蒲水”。庆阳“婼水”地名的流逝，造成庆阳上古历史文化的巨大流失。

黄帝文化与嫘祖传说的调研

“黄帝”一词是后人对轩辕氏的尊称，也是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时段的代称。黄帝在史书中被称为少典之子，其母史称“有蟜氏”。

2018年8月至2024年7月，庆阳华夏文化研究者路建纲、王春、窦生满、郭建锋、张春燕、窦宁良等与作者，先后随陕甘宁华夏文化考察团“黄帝陵溯源寻根万里行”活动，以及西安市社科院“中华母亲节城市联盟全国探源之行”课题组，对黄土高原流失的华胥文化、女娲文化以及黄帝文化、嫘祖文化，历时近6年的田野调查研究，确认华胥文化、女娲文化、黄帝文化、嫘祖文化源于桥山至蒲河之间的陇东高原。

2018年8月，《华胥寻根》作者窦彦礼带领陕甘宁华夏文化考察团在泾川县玉都娘娘庙考察调研，惊奇地发现镇原太阳池太阳神庙的牌位与月神庙月府太阴娘娘牌位以及嫘祖牌位，竟然同时供奉在泾川县玉都镇娘娘庙中。

从庆阳民俗传承脉络中揭示出：嫘祖是“雷祖”的演变，是女娲后裔西貘养蚕文化的真实记忆。雷祖最早记载于《山海经》，“雷神”是雷祖的神化。

“雷祖”是太婼养蚕部落的分支，先指太婼族与华胥氏通婚的雷泽部落，雷泽族随华胥氏东迁山东东夷地区，在今山东鄄城县留下了雷泽地名；后指与有蟜氏通婚的天鼋盘瓠氏后裔少典雷公族。从而可知，雷公是雷泽公的发展演变，被轩辕族尊为直系祖先。

至今，镇原茹河与太阳池之间的屯子镇建华村有雷祖庙，宁县盘克镇有雷公庙，合水玉皇沟有雷神庙。由此显示出华胥氏、伏羲、女娲、西王母、雷泽公、雷公、雷祖、雷神民俗文化传承，与庆阳太阳池之间千丝万缕的文化脉络。

随着黄帝后裔的发展迁徙，嫘祖文化发展至陕西白水，山西夏县，河南荥阳、西平，湖北宜昌、远安，山东费县以及四川盐亭县等地。

虽然嫘祖是“雷祖”的演变，但庆阳太阳池太婼族确有雷泽分支部落存在，有扶桑养蚕的传说存在，并被逐步神化。伏羲的诞生与养蚕又有直接的关联，故有“伏羲化蚕”之说。

从太阳池太婼族栽桑养蚕的西若木到东夷太阳神话、太阳族的扶桑文化演变发展，从婼姓到女娲西末、西貘、西王母、且末、且弥、婼羌分支的繁衍脉络，明确揭示出了养蚕文化、太阳神话、扶桑文化、西王母文化源自庆阳太阳池。

桥山西麓黄帝的父族与母族

从考古学对历史轴线的延伸可知，伏羲氏到黄帝轩辕氏长达3000余年，《史记》中突然出现的“少典”，让多少史家苦思冥想不得其解。总之，“少典”不会一呼而出，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与民俗传承遗址中，寻找弥合史书断层文化的链条。

关于少典的来源，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但今人多认为，少典即有熊氏，《国语》载

其子为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西晋孔晁撰《国语解》称：少典，乃黄帝、炎帝之先，但非黄帝、炎帝之父。司马贞亦云：“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可见史书中的少典应当理解为少典氏族。

考古历史学家徐旭生等考证认为，黄帝和炎帝是两个同源部族历代首领的称谓，是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两个部族。其族虽然同出于少典部族，但并非同时代，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兄弟关系。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称，秦人祖先乃颛顼裔孙女修，她在织布时空中掉下燕子之卵，吞而食之，生下儿子大业。大业娶少典的女儿，名叫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大廉，就是鸟俗氏；二儿子叫若木。大费又名伯益，曾随大禹治水。

由此可知，大禹的臣子“伯益”，出自庆阳西部太阳池崇拜扶桑之根“若木”图腾的西貘族，属于蒲河颛顼族的直系后裔。

从《五帝本纪》与《秦本纪》的综合研究，可知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说黄帝是一代人。距今4000年前的秦人祖先大费母族，亦出自少典一脉，证实少典族与有蟜氏在庆阳东部的桥山西麓生存数千年。

由此反映出炎黄民族的直系祖先并非天水人皇伏羲与中原太昊伏羲氏的文化血脉，而是留守陇东黄土高原的天鼋盘瓠氏以至上典神龙氏，炎帝族传承了华胥氏农耕文化称之“神农氏”或称厉山氏、烈山氏，黄帝族传承了伏羲易文化与龙文化。

从而可知史书中的“少典”族从仰韶文化早期，到大禹建立夏王朝之前的齐家文化时期一直生存于陇东黄土高原。少典族崇拜龟图腾，史书中把少典族记载为龟熙氏。从屈原《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可知少典族是跟随禹父鲧治水的龟熙氏，并助鲧盗窃息壤。

有蟜氏是长于养蚕的女娲直系后裔，居于桥山西麓，即今华池县的乔川、乔河一带。有蟜氏为了便于与少典族通婚，由华池逐渐发展到合水县固城川一带。固城川王昌寺出土的骨针，长仅2.3寸。骨针出土地与宁县盘克镇上典村相距仅10余公里。通过合水固城川骨针出土时间，推证少典族与有蟜氏通婚的时间约在距今6800年前后。

由此可知少典族、轩辕氏、白马族与有蟜氏长期通婚，繁衍生息于桥山西麓长达数十代人之久。

庆阳是扶桑文化衍生演变的根脉之地

蚕儿虽小，而它却是最早造福人类的小生灵，所以称之为“天虫”。蚕字有4种写法，除“蚕”外，还有“蝅、蠺、蠶”3种。蚕的一生具有着4次神奇的变化，蚕卵—蚕—蚕蛹—蚕蛾。

因此，蚕在远古就被视为“龙精”“天驷星”等神灵的化身。人们不仅养蚕缫丝吃蚕蛹，隆重地祭祀蚕神，并由此而萌生了羽化登仙的向往。蚕儿浑身是宝，蚕屎、蚕蜕、蚕尸、蚕蛹均可入药。因为“蚕”被尊为“天虫”，所以养蚕的“桑树”也成为神树，从而衍生出扶桑文化。

桑树之“桑”字的上部“叒（ruò）”，就是南佐遗址西部蒲河古名“婼水”太婼族之“婼”姓的读音，这就是“扶桑”一词的渊源。所以桑树是西貘人的神树，太婼曾被尊为丝祖、蚕神。黄帝时代后人演绎了嫘祖，把太婼蚕祖、蚕神易嫁于嫘祖。中华民族因蚕而丝，因丝而在后世产生丝路文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扶桑文化在庆阳的传承称得上源远流长，主要表现在民间寿庆与丧葬习俗上。它的文化传承形态，有象征福寿吉庆与子孙繁衍不息的神树剪纸，也有象征生命轮回再生超度的丧祭神树面塑供果。

这些文化在传承中虽然融入了各个时代的文化气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但流传的技艺却更为高超，加之地方浓郁的文化习俗，充分显示了庆阳上古先民植物崇拜与生命崇拜的强烈文化意识。

庆阳香包与人祖图腾文化的传承

庆阳万年养蚕传说，目前虽然缺少实物依据来证实，但扶桑文化的生命意识崇拜与香包文化在庆阳的传承却根深蒂固。传说历史中被称为“蚕神”“先蚕娘娘”的嫘祖与“纺祖”丑女嫫母，极可能就是出自庆阳蒲水的西貘族。史书中称嫘祖、嫫母分别是黄帝的元妃与次妃。

庆阳是轩辕故里，不仅有众多民俗传承遗址，更有合水固城出土仰韶文化时期长仅2.3寸的骨针与夹砂陶纺轮，成为庆阳养蚕纺织历史的佐证。骨针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工具。轩辕是岐伯的弟子，民间传说嫘祖是岐伯的外甥女。清代陕西兴平杨屾根据《诗经•豳风•七月》的记载，所著《豳风广义》一书，认为养蚕最早流行于黄土高原的陕甘晋一带。

中国香包文化研究专家余振东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庆阳香包》中，首次指出庆阳是华夏民族诞生的摇篮地，提出对轩辕氏、白马鲧、大禹与西貘族、夸父族在庆阳文化遗迹研究的倡议。《庆阳香包》所收录的图腾文化，成为研究黄土高原人文历史的活化石。

庆阳香包、剪纸、面塑民间技艺的传承中，蕴含了中华人祖古老的图腾文化根脉。这里不仅指象征“吉祥如意”“龙凤呈祥”传统民俗寓意，还有更深层次的“金瓜葫芦”，代表了人文圣母华胥氏最早的葫芦初始农业；其次有伏羲（盘古）、女娲、西王母的虎图腾，“虎”是葫芦的谐音。女娲文化的传承图腾，有凤凰、虎蛇、鱼蛙，也包含了扶桑养蚕的太阳鸟。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庆阳与西域的丝绸贸易，从夏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就开始了，商代的出土文物中就有西域和田玉存在。从各种文化现象透视出，具有万年养蚕历史的庆阳先民，在华胥氏母系氏族时代，就开始了用骨针缝制兽皮衣装。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丝织刺绣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地出土文物证实，夏商时代丝织品种除罗、帛、纱、绫、绢、绮、纨等，还出现了较高质量的锦。也许大禹在采集《五藏山经》资料的走访中，就目睹了庆阳人的饮食甘其味，衣着美其服，所以他在治水成功以后，出任百揆总领百官之时，广集各部最高技艺，为帝舜设计了帝王的专用冕旒衮服。

庆阳民俗文化传承中，反映出古代先民养蚕织锦，吃喝玩乐，美化环境，享受着同时代较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在庆阳除传统的香包民俗之外，还有民间剪纸、面塑、泥塑、纸塑等方面的文化艺术传承，都表现出庆阳劳动妇女的勤劳智慧。

庆阳剪纸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为世人所瞩目。 2008年6月，庆阳剪纸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庆阳剪纸与历史文化习俗相依相随，不论婚丧嫁娶，不管岁时节令，都与农人的生产生活相伴始终。特别是鱼蛙文化、扶桑太阳鸟文化传承，反映出庆阳汝河女娲黄土造人原始神话根脉的底蕴。

颛顼改婼水为“蒲水”致庆阳上古文化流失

2024年10月中旬，宁夏文史馆原副馆长、《宁夏文史》副总编李宪亮、陕西华夏文化研究者李少锋等，应庆阳市博物馆原馆长王春先生的邀请，对宁县博物馆收藏的隋代董志谦墓碑及碑文中关于“颛顼乡”的记载，从碑文文体、镌刻风格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并对碑石出土地庆阳彭原飞机场西南部的地形地貌进行了考察。

此地位于蒲河东岸，距蒲河下游纸坊赵遗址约20余公里。纸坊赵遗址与颛顼时代相符，这些颛顼文化的实物研究资料，丰富了南佐遗址黄帝都邑的文化印证。

颛顼乃五帝之一，其随母而为“貘”姓。颛顼长大后协助舅舅少昊金天氏管理天下诸侯部落，被封于高阳（今河北高阳），史称高阳氏。颛顼接替少昊金天氏政权，立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

颛顼成为天子后，为纪念生母菖蒲，改庆阳“婼水”为“蒲水”，改都城帝丘为“濮阳”。颛顼把蒲水西貘自己族人迁往河北任丘市，称之“莫城”，因此颛顼被“莫”姓尊为始祖。

综上史料可知，史书中的五帝并不是一脉相传的五代人，而是黄帝至大禹千余年间的历史时段。庆阳虽然是颛顼的故乡，但他并非黄帝后裔，其封地与文化史迹多在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一带。早在东汉末年蜀汉才俊秦宓就明确指出“五帝非一族传承”。

南佐白马天神庙及陕甘黄土高原多不胜数的白马文化传承遗址，证实《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远比《史记》中“禹者，黄帝之玄孙颛顼之孙也”更可信，接地气。

《史记》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分别列为五帝之一，又把五帝编纂为同一文化血脉。因为司马迁被后人尊为“史圣”，所以《史记》中关于黄帝脉络记载上的偏差与五帝文化的缺失，成为2000余年历史研究不可逾越的鸿沟。

诸多研究数据证实，黄帝时代长达500余年。那么，颛顼、帝喾、尧、舜政权又各是多少年？是一代人或是若干代人，截至目前尚无权威的考证结果与可信的说法。

从典籍记载、民俗传承、出土文物、图腾脉络等方面的综合数据，证实史书中的黄帝长子“青阳”，乃庆阳环江西戎后裔古史传说的演变；黄帝次子“昌意”与黄帝之孙“颛顼”，乃庆阳蒲河西貘文化的历史记忆；黄帝曾孙“鲧”与黄帝玄孙“大禹”，乃庆阳马莲河流域古豳国禹王洞大禹文化民间传承的印证。 庆阳民间民俗传承的古史传说，是未经儒家更改的民俗记忆，是弥补史书缺失的宝贵文化资源。

还有《史记•周本纪》中称周人先祖姜嫄为帝喾元妃，帝喾和姜嫄都是炎帝姜姓后裔，古人同姓不婚，且帝喾与姜嫄之间相隔很多代人。《史记》称，姜嫄之子姜弃号曰后稷。后稷之子不窋，不窋之子鞠，鞠之子公刘。

从《竹书纪年》可知，不窋与公刘之间相隔数百年。从诸多史料获知，“后稷”是周人先祖从五帝末期到夏代末期的农官称谓，并非弃的名字。“不窋”也是数百年的时代，代表了公刘先祖从夏代中期到商代中期的姬氏家族。

陕西岐山付军让网络文章称周文王姬昌为弃38世孙，远比《史记》记载的周祖谱系更可信，对帝王世系的历史研究必须遵从人类生育的自然规律。庆阳史学泰斗李仲立教授亦著文称《史记》周祖谱系缺代较多。

“颛顼乡”碑石在庆阳的发现，证实距今5100年前南佐黄帝古国的文明进步。距今5300年的浙江良渚遗址，虽有巨大的古城遗址，但没有文字、没有青铜器，只有稻作文明，却在距今4300年前后因洪水而衰落。距今3800年至3500年具有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被确认为夏代中后期遗址，有出土青铜器，但没有传世文字。南佐遗址5000年黄帝古国证实，《史记》记载的黄帝世系在考古学中难觅“铁证”。

陇东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使它成为史前时期人类繁衍生息的宝地，同时也是辐射四方、涵养中华文脉、引领中华文明不断前行的核心区域。

庆阳南佐黄帝古国的文化智慧，在黄土高原经轩辕后裔白马族到大禹夏后氏、周先祖传承至秦汉王朝，造就了浩瀚如海的中华文化。

庆阳华夏文化工作者为主体的《华胥寻根》编委会，以民俗文化传承为线索，结合考古遗址、人祖图腾文化演变，解读华胥氏、伏羲氏、女娲氏、西貘西王母族、有蟜氏、轩辕氏及其后裔大禹白马族在黄土高原的文明创始活动，梳理出伏羲易文化与黄帝智慧经留居陇东高原的夏后氏与周先祖，发展于关中平原的西周王朝，至东周时代的诸子百家，形成黄帝文明5000年在黄土高原连续发展传承的主题脉络。

来源：始祖文化网顾问窦彦礼巨著《华胥寻根》一书节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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