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开州迎来一位刺史官员——韦处厚。 彼时的大唐王朝，刚历经安史之乱，国力衰微。开州虽素有“举子之乡”文脉底蕴，但地方教化独尊科举经史，耕织、煮盐等实用技艺被视作“奇技末业”，无官方教育支撑。韦处厚主政三载，打破重儒轻技的教化定式，将劝课农桑与儒经讲授并举；在基层乡塾增设耕牧、缫丝实操课程，编印农桑典籍颁行四乡。

此举是唐代州县体系内官方首次将实用生产技术纳入正规地方教育体系，推动技艺传承从民间私学自发行为，转为官府主导的公共技术教育。韦处厚后擢升宰相，曾驳斥张平叔“官自卖盐”政策，主张“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其体恤基层民生的施政思维，根植于开州履职期间对地方生产实况的调研，也是古代官员经世致用理政实践的典型案例。

以韦处厚实业技术教化为起点，开州职业教育历经唐宋萌芽、明清制度定型、近现代范式转型、当代提质赋能四个阶段。本文依托方志史料，从技术传播与社会组织视角，梳理这段长期被科举光环遮蔽的职教发展史脉络。

一、唐宋：官教肇始与技术下沉（816—1279）

韦处厚莅任前，开州手工业与农业技艺仅依靠家族世袭、师徒口传心授传承，存在圈层封闭、无官方标准的模式。韦处厚通过颁行标准化农桑读本、设立固定教习场地，完成区域技艺传承从个体经验向标准化公共知识的转型。《全唐诗》其诗作《茶岭》“千丛因此始”，佐证其主导开州茶树从野生繁育从此转向规模化人工栽培；张籍同题诗作印证茶叶采摘技艺民间常态化应用。道光《夔州府志》记载韦处厚“亲教民树桑种橘，刊农书散于四乡”，将其定性为“开川东实业教化之始”。

与此同时，民间职教体系逐步成型。据正德《夔州府志》载，唐宋开州盐井灶户创设“灶塾”，传授卤水甄别、煎盐控火等核心技艺，以世袭加师徒实操模式开展教学，其职能相当于现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该体系沿袭至明清，保障了盐业核心技艺稳定代际传承。

二、明清：制度固化与三位一体（1368—1911）

明清方志体系与地方行政制度成熟，开州职教走向制度化运行。雍正六年（1728年）官府修建先农坛，兼具祭祀与农业实训功能：每年仲春地方官主持耕耤大典并现场授课，配套耤田作为常态化实训场地；这套官民协同的农耕实训模式稳定运行百余年，制度韧性突出。

民间教化形成有效补位：盛山、临江片区出现传授缫丝、机织技艺的女子义塾；本地书院和义学突破科举桎梏，盛山书院山长罗珍增设田亩丈量、商用簿记课程，县域义学普遍开设木工、石工技能课程（嘉庆《新设义学记》碑佐证）。至此，开州形成官方农政、民间师承、书院辅教三位一体的成熟古代职教格局。

三、近现代：范式转型与专业建制（1902—1949）

清末新政学制改革成为开州职教现代化转折点。1902年，知县饶敦秩将培俊堂改制为开县中西学堂，碑记明确以培育学生实业谋生技能为办学宗旨。开州职教自此脱离科举附属地位，转型为以就业谋生为目标的独立教育门类。

1908年，开县设立县实业局，下设农桑、工艺实训场地，具备现代公立职教管理职能。民国时期专业化职教快速发展：1913年开办中西医学传习所，建立规范学制与考核体系；1945年县域完成医药、农商、师范三类职教业态布局，现代县域职教体系基本建成。

四、当代：文脉赓续与产教融合（1949至今）

1949年后，开州职教承接千年实业教化文脉，进入规模化、产教融合发展阶段。开州区职教中心对接生物医药、山地生态农业等区域主导产业设置专业，承担乡村振兴技能培训，延续古代官办实业教化的公共服务职能。1997年成立的巨龙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融合传统师徒制与现代学徒制、1+X证书制度，打造“开州金厨”特色职教品牌，将个体职业技能转化为地方产业战略资源，育人兴产逻辑与韦处厚农桑教化理念一脉相承。

纵观开州一千二百余年职教史演进，整体呈现三大清晰趋势：办学形态由非正式零散传习转向标准化正规教学；办学主体由民间自发传承转向政府统筹主导；教学模式由经验口传转向系统化课标教学。尽管教学内容与技术载体随时代迭代，但务实兴产、惠民育人的核心内核始终未变。在古代重本抑末的主流背景下，开州探索出科举文教与实业技艺双轨并行的特色路径。梳理开州千年职教发展脉络，既弥补了三峡库区县域职教史研究空白，也为新时代开州职业教育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长时段、可借鉴的历史样本。

（开州政协文史工作者刘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