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4日，马尼拉弹劾法庭上，15箱书证当场砍掉10箱，但这还不算完，剩下845张收据，副总统的律师撂了一句，一概不认。

审判长两手一摊，法院也不能强迫他们确认，11天花完1.25亿比索，收据上的人名查无此人，这案子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到底谁在打掩护，谁在装糊涂，真正让人睡不着觉的，还在后头。

前审计员瓦米尔今天在法庭上翻开了那些收据，有一张收据上写着一个名字，Mary Grace Piattos，这名字听着耳熟，跟超市货架上那个薯片牌子一模一样。

还有Milky Secuya和Kokoy Villamin，听着就不像真名，统计局查过了，这些人压根没有出生记录，国家调查局还说，好几张收据上的签名看着像是同一个人写的。

辩护律师被问到Mary Grace Piattos是谁，他说了句，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个人；收据上签了名的人，律师说不认识，审计员查不到这个人。

那我想问一句，钱到底给了谁呢，在我看来，这个逻辑链条到这里就断了，签名人不存在，收据真实性存疑，但钱确实从银行提出来了，提出来的钱总得有个去向，不至于凭空消失。

说到底，一个单位花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说清楚给了谁、干了啥，如果连收据上的人都找不到，这钱花得再快，也经不起往细里查。

2022年第四季度，副总统办公室有1.25亿比索的机密资金，按理说10月到12月，三个月的时间，可清算报告只覆盖了12月21号到31号。

11天，花完1.25亿比索，平均一天超过一千万比索，审计员当时就提出来了，实物计划里压根没写清楚到底干了什么机密活动。

我换个角度琢磨这件事，一笔钱说好是三个月用的，结果前面两个多月没动静，到年底最后11天突然花完了。

换谁是管账的，都得问一句，前两个月干嘛去了呢，这笔钱到底是真有急用，还是到了年底怕被收回去才赶紧花？

这种事其实哪个地方都有，单位里年底突击花钱，大家都见过，但突击到这份上，11天干掉1.25个亿，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审计员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副总统办公室最初提交的资金执行计划报告里，压根没说明白这些钱要用来干什么；收到审计问询备忘录之后，办公室才补交了一份修订版报告，这就像你借钱的时候不打欠条，还钱的时候随便写个数，谁看了都得打个问号。

检方一共准备了3617份确认收据，装了15个箱子，法庭上一对，辩方说了句话，这845张我们不认。

理由是文件量太大，没法当场核对，还提到了保管链的问题，通俗说就是你拿来的这些纸，中间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我不能保证，审判长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法院不能强迫他们确认。

说实话我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了一下，845张收据，说不认就不认了嘛，但换个角度想，法院的规矩就是这样，程序正义有时候就是会让事情变慢，不是每件事都能靠强行解决，尤其是法律程序上的事。

只不过这845张收据不认，总得有个说法，这些钱到底去哪了，谁来回答？

瓦米尔今天还作证说，2023年上半年，副总统办公室有8200万比索花在了医疗和食品援助上，第一季度4200万，第二季度4000万，给人看病、给人发粮食，听上去是好心。

但问题在于，机密资金有固定的使用范围，医药费和食品援助不在那个清单上，这就跟公司里的差旅费不能拿去请客吃饭一个道理，钱分了好几个口袋，每个口袋有每个口袋的用途。

用机密资金办民生的事，就得多问一句，这种事为什么不用正常预算走呢，审计员的结论是，副总统办公室压根没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救急可以，但救完了账得让人看得懂，如果连证明文件都拿不出来，那好心到底办没办成事，谁也不知道。

话说回来，办好事本身没错，但用什么钱办、怎么办、办完了怎么交代，这些环节缺一个都不行。

不是你觉得做的是好事，就可以跳过程序，程序这东西，恰恰是为了保护做好事的人，不让好人被冤枉。

8月4日庭审正式开始前有个小插曲，全体参议员起立，祝贺一个叫亚历克斯的网球选手夺冠，审判长说了句话，虽然弹劾案两边意见对立，但祝贺这件事大家是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值得琢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台下该鼓掌还是鼓掌，政治上的对立再激烈，有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对一个运动员成绩的认可，比如对规则本身的尊重。

说到底，人和人之间那些最基本的认同感，不会被立场冲垮，不知道这场弹劾走到最后，会不会也有人站出来，把这些账目的事说清楚，也不知道那845张收据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下一位证人还在等着上台，但真正麻烦的事，可能还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