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钟睒睒钟总在央视《对话》中说，电商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扼杀了感性消费；他还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提价时迅速跟价为例，呼吁“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我一直非常尊重钟总。但这番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平台当然有权力。它掌握入口、排序和规则。

但是如果站在消费者这边，我会有另一种判断。平台有没有问题，和它有没有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是两回事。而钟总的论证，恰恰混淆了三件事。

第一，效率与权力。

平台当然是中间商，也会从中赚钱。但它不只是“抽走一层利润”。当搜索、比价、支付、履约被压进一块屏幕，消费者买东西更方便，商家找到消费者也更容易。平台赚到的钱，很大一部分，恰恰来自这些效率。

当然，平台越高效、用户和商家越依赖，权力也可能越大。所以监管既要防止平台滥用权力，也不能否定平台提高交易效率的价值。国家对平台经济的政策也是“发展和规范并重”。

看到权力，不能抹掉效率；承认效率，也不能放过滥权。

第二，竞争与合谋。

钟睒睒赞赏两家可乐涨价时迅速跟进、很少打价格战。我理解他想说：企业不能只卷低价，还要保留做好产品的利润。

但这里要多走一步。

两家企业先后涨价，不一定有问题。比如原材料都涨了，各自判断后做出相似选择，仍然可能是正常竞争。可如果企业通过明示或默契协调，共同维持高价、减少价格竞争，这就是反垄断法防范的“卡特尔逻辑”。

为什么各国都防范卡特尔？因为这种利润不是来自更好的产品，更可能来自竞争变少、消费者选择变少、价格变高。

企业当然需要利润。但值得尊敬的利润，应该来自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品牌，而不是来自彼此不向下竞争的默契。

好质量需要利润，不等于高价格天然代表好质量。

第三，消费变化与感性消失。

线上购物确实会拿走一部分逛街时的即兴消费。可推荐、直播和即时零售，本身也可能触发即兴购买。购买发生在屏幕上，不能直接推出年轻人的创造性、感性被“扼杀”。

消费场景变了，不等于感性消失了。

它只是不在钟睒睒熟悉的那条街上了。

我理解钟总的愤怒，尊重他对平台权力的提醒，更理解他为品牌价值和企业利润辩护。

但正因为尊重企业家，我们更应该把真实痛感和经济规律分开：限制平台，要依据可证明的市场权力、排除竞争的行为和消费者利益；不能因为旧渠道受伤，就把交易成本下降也判成有罪。

说到底，一切商业的起点，都是消费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