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峰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老龄化加剧的长期压力，增长中枢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提高居民消费率、补上消费短板成为中长期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靠收入分配调整的传统路径面临诸多制约，而通过产业创新做大增量、以高附加值产业培育消费新动能，正成为更符合帕累托改进的优选方案，其中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更是为消费升级注入了强劲势能。

在经济高增长时期，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为消费增长提供了天然土壤，居民收入提升与消费扩容呈现良性互动。但进入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传统增长动力减弱，若仅聚焦存量分配调整，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约39.6%，不仅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50%—70%的水平，也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55%的均值，服务消费占比更是比发达国家低6个—21个百分点。要突破这一困境，关键在于跳出“分蛋糕”的局限，通过产业创新“把蛋糕做大”，为收入分配和消费增长提供更大基数。

发展高价值量、高附加值产业，是经济中高速增长时代做大增量的核心抓手。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正是依靠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推动服务消费占比从50.2%提升至2024年的68.5%，实现了消费结构的根本性升级；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让服务消费占比稳定在55%以上，有效对冲了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对我国而言，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产业不仅契合全球产业变革趋势，更能通过技术突破创造全新消费需求，形成“产业升级—收入增长—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确定性最高的科技方向，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局部就业调整，但中长期将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支撑。一方面，人工智能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更多高收入岗位。例如，智能制造业的发展让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2024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达1013万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新增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相关从业者平均收入较传统制造业高出30%以上。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持续催生新消费业态，从“虚拟试衣间”“AI 试妆”优化线上购物体验，到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丰富服务消费场景，再到智能养老设备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新技术正不断拓展消费边界，激活潜在消费意愿。

发展高科技产业与提高消费率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在消费领域的深度应用，既推动了传统商品向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也让服务消费更加精准适配居民需求。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6.8%，其中AI推荐系统带动消费转化率提升40%以上；即时零售规模突破6500亿元，智能调度系统让“分钟级配送”成为现实，这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同时，产业升级带来的财富增长，也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提供了坚实基础，2013—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1%，其中高技术产业从业者收入增速始终领先，印证了产业创新对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

在实践中，“产业政策—发展内需—做大增量—收入分配—促进消费”的路径，已展现出显著优势。与单纯调整存量分配相比，这一路径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不损害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创造新价值，减少了改革阻力。例如，我国推行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2025年专项国债资金规模增至3000亿元，不仅带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绿色智能消费增长，更推动相关产业加速技术迭代，形成“政策引导—产业升级—消费扩容”的良性互动。各地开展的“人工智能+消费”试点，也通过场景创新让技术红利直接惠及消费者，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关键交汇期，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面向“十五五”，我们既要持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更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培育更多高附加值产业。唯有以产业创新激活消费潜能，以增量突破带动存量优化，才能让内需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存量经济时代，产业创新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人工智能遇上超大规模市场，当产业升级对接消费升级需求，中国经济必将走出一条“创新驱动、消费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扩大内需的战略之举真正落地生根，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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