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对于消费信贷市场，可以说跌宕起伏。

从助贷新规到小贷指引，强监管的信号越来越强烈，并进一步明晰消金、小贷等的定价分层。

当行业告别“躺着赚钱”的时代，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什么监管态度始终如一？机构又该如何求变？

全要往降息的方向走

2025年，中国消费信贷市场接连迎来监管重拳整治。4月出台的助贷新规率先亮剑，综合融资成本红线与助贷“白名单”制度双管齐下，尤其明确需将增信服务费等所有隐性费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核算，不得突破24%的司法保护上限。

当年10月末，又有消息称监管部门通过窗口指导要求进一步压降消费金融公司个人贷款综合成本至20%，并考虑下调担保增信业务比例。

2025年末，监管再次印发对小贷行业的管理工作指引，明确不得新发综合融资成本年化超过24%的贷款，要求将新发贷款综合融资成本逐步降至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以内。以最新LPR报价数据3.0%计算，即为12%。原则上，2026年底前，小额贷款公司新发放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年期LPR的4倍的贷款发生额占比应明显下降；2027年底前，将小额贷款公司全部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至1年期LPR的4倍以内。

尽管后两次要求均未有正式文件出台，一场力度空前的监管“风暴”兴起，已毫无争议地“霸榜”市场热议话题。

无论是助贷新规、窗口指导还是工作指引，核心皆指向“利率下行”。“不单单是某一个具体的细分行业，而是整个大的业态，全部要往降息的方向走，这是高度既定的方针，没有回头路”。某头部助贷平台从业人士张立（化名）对此深有体会。在他看来，24%甚至并非利率下限，应该会持续往下走，监管的核心意图就是要逐步排除高风险劣质客群。

此前，年化利率24%以上的贷款需求，多集中于多头共债用户，这类用户资金多用于“以贷养贷”，既推高自身杠杆率，也让平台风险资产规模不断膨胀。出清这部分客群，是防范风险的必然选择。

“从我们的业务经验来看，24%客群相比先前的36%客群，明显更为理性。他们的授信额度支用比例通常仅在30%左右，还款意愿、能力更强，意味着对于机构来说风险更低。”资深助贷从业人士李林（化名）说道。

某中部消费金融机构同样表示，20%红线精准打击依赖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以贷养贷”模式，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负担与违约风险，减少金融纠纷。

“2025年以来的监管重构并非简单的‘限利’，而是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高质量、规范化发展转型的关键举措，核心意图在于厘清行业边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最终实现消费信贷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良性适配。”一名互联网系小贷人士说道。助贷新规从根源上消除了变相抬升融资成本的空间，让利率定价回归透明化、规范化轨道，既避免了消费者被“隐形收费”套路，也让行业竞争从“拼隐性成本”转向“拼服务效率、拼风险控制”的良性赛道。而年末小贷行业发展指引则进一步传递了监管引导行业降低融资成本、服务普惠金融的导向，倒逼平台摒弃粗放式规模扩张，聚焦精准服务真实消费需求。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同样指出，当前消费信贷监管的核心逻辑是“合规兜底+降本惠民+风险防控”三位一体，意图通过制度重构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整治行业乱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避免过高融资成本加重居民负担。同时，这一政策紧扣中央“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的要求，通过规范定价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尤其是支持消费提振与普惠金融落地。

利率出现分层

随着监管多次出手，在“推动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下行”的大框架下，各项要求被不断细化。市场普遍分析，在各类提供信贷产品的金融机构中，整改后的产品利率分层已出现：各类贷款综合利率上限为24%，消费金融机构利率上限20%，信用卡分期贷款利率约18%，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上限12%，商业银行优质客群贷款利率在8%以下。

在张立看来，这清晰地反映了监管的推进逻辑：“所有赛道的‘运动员’最终都要冲向同一个终点，只是速度有快有慢。”同时，监管并非追求绝对统一的利率标准，而是保留机构定位差异，不同业务类别要服务不同质量客群，因此最终定价仍可能存在区别。

过去，消费金融公司与小贷公司实质上是在同一片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中进行同质化竞争。二者均主要面向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足的“长尾客户”，且因风险较高、依赖高昂的线上流量获客，总体处于较高的利率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小贷定位于“坚持小额、分散原则，发挥灵活、便捷优势，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主要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个人消费者等群体，促进扩大消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显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贷公司更多抢分消费信贷“次级客群”的“蛋糕”，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期望渐渐相悖。

与此同时，小贷行业的大部分份额被几家头部互联网系占据，“失联”或“空壳”公司数量庞大。监管也在持续推进对这些公司的清理。

而在“定价分离”后，促使消金与小贷走向殊途。曾刚表示，利率分层是基于机构资质、客群定位的差异化监管设计，具有明确的引导性与适配性。其核心目的是构建多层次消费信贷体系：银行依托资金成本优势服务优质客群，小贷公司聚焦下沉市场但受更严定价约束，形成“风险与成本匹配”的市场分工，避免无序竞争。

这将推动机构差异化转型——商业银行强化优质客群深度运营与场景融合；消费金融机构需在20%利率上限内优化风控效率；小贷公司则从“高息覆盖风险”转向普惠服务，深耕细分场景，支持实体经济；信用卡业务需通过服务升级对冲利率优势减弱。最终形成“各司其职、互补协同”的市场格局，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度。

“看似对12%的划定是最‘狠’的，但这可能是监管想释放的一种信号：让整个消费信贷市场存在一个利率‘洼地’，形成示范作用。”李林如是说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资金、风险、获客成本等多重约束下，机构普遍反映，快速向监管要求靠拢绝非易事。

核心矛盾集中于“利率压降”与“成本高企”的撕裂。有助贷人士直言，行业现状是头部平台利率约18%，一些消金类产品利率约15%，已接近成本底线。“降到12%根本覆盖不了风控和资金成本，客群会缩水70%。行业单纯依靠息差的盈利模式已无法持续，盈利空间面临系统性收窄。”

具体来看，消费金融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发行ABS和金融债，平均成本高于4%。相比之下，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受限，只有像腾讯、美团这样的头部互联网系小贷，凭借强大的信用，能以接近2%的极低成本发行ABS、ABN融资。

由此，拥有自营渠道、天然流量、获客成本低的大厂系头部机构，有望率先达标。而争议最大的要数小贷行业。张立认为，如果政策落地，放贷规模肯定要大幅缩减，只能靠场景深耕、成本压缩转型。

在李林看来，几家头部互联网系小贷受到的影响或是最大，不过自身实力雄厚；剩下的小机构有序出清，恰恰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压缩成本谋转型

困境之中，行业正进行多维度调整。无论被动或主动，机构均表态“确保业务转型平稳过渡，始终在监管框架内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一头部小贷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将深耕平台内核心消费场景，提升客群黏性和风险可控性。

张立透露，当前机构的核心应对策略集中在降本增效与业务优化：一是收缩获客成本，多数机构已暂停API接口等亏损性获客方式，并减少新客投放比例。目前，各机构在短视频等信息流平台的获客成本已降低50%左右。二是优化人员结构，裁撤非核心产品线团队，同时加强贷后管理与催收团队建设，应对资产质量下滑。三是探索海外市场“开源”，即使是东南亚、墨西哥等红海市场，部分机构也选择快速切入，或是布局蓝海市场寻求新机会。

前述助贷人士还提到，一方面是客群筛选，坚决执行“客群上移”策略，主动放弃高风险、高利率的尾部客群，聚焦服务于有稳定收入、信用记录良好的“次优”及以上客群；另外是调整产品定价，在监管利率红线内，建立更精细、动态的风险定价模型。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中小平台出现“退场”倾向。“有平台老板评估资产质量后，愿意拿出过往利润清偿资方债务，实现良性清盘。”张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2026年3月可能是一个重要节点，机构经历一段时间的压力与试错，将做出最终道路的选择。”李林说道。

事实上，此轮重拳整治，监管态度绝非“一刀切”打压，而是更多在于平衡“金融支持消费”与“防范金融风险”。

正如上述小贷管理工作指引中提到，压降成本是“分重点、分阶段”推进，而非一步到位。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应坚持强监管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则，在不引发经营风险的情况下，指导小额贷款公司逐步将每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均降至1年期LPR的4倍以内。对于规模较大、经营稳健的重点小额贷款公司，应重点引导、以大带小，推动其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年期LPR的4倍的贷款占比明显下降，进而带动其他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跟进下降。

此外，考虑到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经营成本较高、资质较弱，服务的客户群体也以银行授信范围外的低信用“长尾客户”为主，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应：一是强化风险管控，在规定时间内分重点、分阶段有力有序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下行，防范因压降利率引发弱质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集中暴露；二是引导“长尾客户”调整消费习惯，防范“以贷养贷”，避免转向利率更高、风险更高的“黑网贷”和“民间借贷”。

在张立看来，2025年的这轮强监管，只是“新一轮比较激烈的博弈高潮”，核心目的是纠正行业偏差。“金融行业本身是运营风险，不能靠高利率赌回款，这违背了行业设立的初衷，监管就是要把业务拉回正确赛道”。

北京商报记者 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