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时代开始，澳大利亚便流传着一种干旱说，认为气候的干旱是阻碍澳洲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一判断仅仅是基于英国殖民者自身的经验，对澳大利亚独特的环境、气候和资源条件的片面理解。这种解释为英国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深入研究干旱问题的学者发现，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干旱。早在1856年，南澳的一位农业工程师在北部设立了一个农业安全线，认为该线以北的地区不适合种植小麦。尽管当地农民并未听从劝告，小麦的种植迅速突破了这一安全线，但由于干旱灾害的侵袭，这些农场面临了严重的亏损，最终这条安全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当时的气象专家预测，到了20世纪末，澳大利亚人口将持续增长，但由于干旱的限制，土地资源将被开发殆尽，移民的聚集也因此只能局限在海边地区。这种气候条件不仅对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障碍，更成为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桎梏。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开始对这一干旱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对于澳大利亚干旱的判断并不充分。事实上，这些判断多是基于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并未充分考虑澳大利亚独特的环境。早期的干旱判断标准单一，仅仅依赖湿度数据，忽视了温度和地表径流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澳大利亚的降雨量和蒸发量，以及降水被植物吸收的速度，都显著高于北美和欧洲，这也曾是人们认为澳洲干旱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理解方式使得人们忽视了高温在植物生长中的正面作用。不同地区的降水量差异显著，而水资源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还与替代性资源的发展能力密切相关。戴维森通过综合水资源、温度和湿度等多种因素，指出澳大利亚在水资源管理上存在着良好的潜力，其水资源相较于北美和欧洲更为丰富。

澳大利亚的地理学家们也指出，澳大利亚并没有绝对的干旱，真正的差异在于不同地区降水量的显著差距。为了更好地理解澳洲的水资源问题，必须把整个大陆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用水、捕鱼和灌溉等方面的习惯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实际上这片土地对土著居民来说并不干旱。

巴尔和盖里在《绿化棕色土壤》一书中提出，殖民时期的垦殖活动对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恶化了原有的环境。农业和牧场的过度开发消耗了土壤的肥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土壤退化。艾米杨则指出，大型农业灌溉项目和城市蓄水工程才是导致澳大利亚水资源紧张的根本原因。这些蓄水工程不仅促进了人口和工业的发展，也养成了城市居民浪费水资源的习惯。 那么，既然澳大利亚并不存在绝对干旱，那么干旱说又从何而来呢？这种说法最早源于英国的第一批殖民者。英国的气候相对稳定，降雨和温度都具有可预测性。当英国殖民者首先登陆悉尼时，他们遇到的气候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日照强烈且降雨丰富；另一方面，地区差异极大，土壤和气候条件即使在相邻区域也可能截然不同，气候变化常常很大。由于悉尼的砂岩具有极强的渗透性，雨水容易渗透至泥石层，虽然降水丰富，但由于蒸发过快，水源经常干涸。而澳大利亚原本的植被能够适应这种环境，因此能够在缺水的情况下依然生长。但早期的殖民者并不了解这一点，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

处在截然不同气候环境中的欧洲农民并未掌握正确的种植和收成时机，也不清楚在何种地区种植何种作物才能更好地利用当地的气候条件。因此，他们常常面临种植作物欠收的困境。这些不成功的经历，让他们逐渐形成了对澳大利亚干旱的印象。这种解释与他们以往的经验和逻辑大相径庭，因此被逐渐接受并视为常识。殖民者们进一步依据自己在欧洲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北美、非洲殖民的经验，认为澳大利亚的内陆没有河流和海洋，可能是一片沙漠。许多探险者也因此失去了对澳大利亚内陆的兴趣，他们甚至将拉克伦河和马兰比季河之间的区域标注为沙漠，澳大利亚内陆的干旱观念逐渐形成。 从殖民时期开始，澳大利亚的资源开发和过度消耗加剧了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紧张的现象，这些环境的退化让殖民者开始感到恐慌。但这些不满并未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把责任归咎于澳大利亚的干旱气候。在这种心态下，殖民者们将澳大利亚描绘成一片干旱、缺水、荒凉的土地，认为只有他们的定居和开发才能使这片土地变得繁荣。这背后隐含的是欧洲人对自然平衡的理解，他们认为只有新移民才能带来活力与文明。 显然，干旱说并非源自科学分析，而是殖民统治下的政治话语，它为欧洲殖民者开拓和征服这片土地提供了理由。殖民者们并未从客观的角度对澳大利亚的气候进行考察，而是从是否有利于殖民开发的角度出发，赋予了这一地区干旱的标签。这样的气候描述掺杂了太多主观因素。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持续的气候干旱，而是具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所谓的干旱体验，只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业灌溉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因此，官方统计中的干旱期和实际缺水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背后体现的正是殖民者对环境的主观解释，他们通过这种解释掩盖了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把责任归咎于自然环境本身，而忽视了自己行为的影响。 殖民者通过控制话语权，赋予自己开发者的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强行征服土著土地，推行自己认为的正确发展。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澳大利亚干旱说的传播和流行，而土著居民的生态知识被忽视和遗弃。事实上，所有知识体系都有其地域性，不能简单地通过自己既有的经验来推断新的环境。西方科学不应仅依据单一的参照物得出结论，但殖民者却忽视了土著的智慧，反而给他们贴上了愚昧的标签。 干旱说不仅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更是一种殖民话语体系的产物。它将殖民者推上了文明带来者的高位，赋予他们开发这片荒野的正当性。通过这种话语体系，殖民者将自己塑造为这片土地的开发者，强化了自己对土著土地的占领和征服，给殖民行为披上了文明化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