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初冬，学期过半，但中原某高校李老师的课表上，每周仍只有孤零零的四个课时。这并非个案，在她所在的学院里，一小半教师正面临相似的“课时荒”。没课，在圈外人看来或许是清闲，但在高校“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下，无异于一场无声的煎熬，比老师熬夜备课更狠。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培养方案在一轮轮修订中，专业课如同被潮水侵蚀的沙滩，不断缩小。一门核心课从两个学期压到一个学期，四个学分变成两个学分。与此同时，通识课的目录越来越长，但开课门槛却水涨船高——过去15个学生就能开课，现在不到60人，课程就可能“难产”。

课堂的另一端，是日益膨胀的学生规模。一位老师形容她执教的最大课堂：“两百出头的人数，偌大的阶梯教室，两块显示屏，以及197名同时上课的学生。”在这种场景下，师生互动成为奢望。有老师坦言，一学期都不敢布置作业，“批改量太惊人”。而AI批改，还远未普及到能化解这般困境的程度。

评论区里，来自天南地北的同行们纷纷印证了这一现实。一位用户写道：“思政课门数和学分逐年增加，思政老师忙得团团转；可专业课一减再减，我们这些专业教师反而没课上，完不成基本工作量。”这种现象被概括为“旱涝不均”。为了凑足学校要求的教学分，专业课老师们不得不“跨界”去执教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劳动教育”或“就业指导”，其中的无奈与荒诞，外人难以体会。

家长们也很担忧。一位大学生家长在评论区反映，她的孩子曾抱怨一门专业核心课根本听不清。“孩子说，坐在后几排，老师的声音混成一团，看幻灯片也费劲。这样下去，孩子能不挂科吗？将来拿不到毕业证怎么找工作？”

这种结构性矛盾背后，是多重力量的拉扯。一面是刚性的政策要求，公共课和思政课的学时是“规定动作”，动不得；另一面，是高校在资源约束下的精明计算——合并班级、提高开课人数门槛，都是降低成本最直接的方式。一位网友道破了其中的尴尬：“教务处要节约成本，必然希望合班上课。”三个及以上的教学班才能合并为一个课头的规定，再次将一大批教师挡在了课堂之外。

然而，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教育理念的碰撞。一种观点认为，尤其对理工科而言，缩减“满堂灌”的理论课时是大势所趋，应让学生更多进入实验室和项目实战，“这比背书、背公式效果好得多”。另一种声音则充满警惕与忧思：“没有过去的满堂灌，哪有今天的科技强盛？”在这场关于“课堂时间去哪了”的争论中，还夹杂着对教育改革方向的深刻质疑，担忧长远会损害本科教育质量。

这场“课时荒”所揭示的，远不止高校教师的个人际遇。它是反映当下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质量把控、成本约束与未来走向之间的深层失衡。当教育管理者执着于用数字计算效率时，无形中正在牺牲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深入的师生交流、因材施教的可能，以及一个大学课堂本应拥有的思想激荡。

自救的尝试一直在进行。有的学院试图将一门课拆成小班，却被教务处合班规定抵消。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许在于一场系统性的重构：打破“课时”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牢笼，将指导学生科研、竞赛纳入“教学等效工作量”；为小班教学提供财政补贴，让质量不再向成本低头；允许教师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让潜心教学者也能获得尊严与发展。

当专业课老师在劳动课上凑着课时，上百双眼睛在宽阔的大教室里注视着遥远的幻灯片，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饱满的课时，更是教育的温度与深度。这不仅是高校教师的困境，更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人才培育的焦虑。时代的潮水正在重新塑造知识的航道，我们的大学管理，是选择做一块僵化的礁石，还是成为一艘灵敏的航船？答案，就掌握在每位高校校长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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