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育问责岂能变为人格羞辱
近日，一张四川省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现场图片在网络广泛流传。会上，一批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的教师，被请上主席台合影，背后大屏上两个大字格外刺眼：“耻辱”。
一张合影，标注“耻辱”，面向镜头的是本该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教师。当低分班级的教师们被要求在这样的标语前定格形象，我们目睹的不只是一次管理失当，更是一种对教育本质的背离。
羞辱的逻辑向来直白：用痛感驱动改变。但教育中最吊诡的悖论莫过于此——我们一边告诉学生人非圣贤，一边用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教师的“不完美”。当管理者将教育简化为数据竞赛，教师便从育人者异化为分数生产线上的工人。
这场合影的荒诞性在于，它试图用制造耻辱的方式来消灭耻辱。教育管理者或许忘记了，尊严感恰恰是教师能够站立讲台的精神支柱。当我们亲手摧毁这根支柱，教师即便在黑板上写下再漂亮的公式，也无法传递给学生关于“人”的完整理解。
真正的教育管理从来不需要“羞辱”这个选项。低分背后有太多复杂因子在起作用：生源结构的差异、家庭教育资源的悬殊、甚至一次偶然的阅卷误差。优秀的领导者懂得深入这些褶皱之中寻找原因，而不是满足于一场廉价的公开羞辱。羞辱永远是最轻松的管理手段，因为它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权力。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当羞辱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它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教师被羞辱后，转而羞辱学生；高年级羞辱低年级；优等生羞辱后进生。这场“耻辱合影”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正是因为它揭示了某种系统性的尊严坍塌——我们正在用制造羞耻的方式来“激励”那些本应最懂得尊重生命成长规律的人。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人成为人，而成为人的前提是拥有不被随意践踏的尊严。当教师站在耻辱标语前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快门声记录的不仅是某个管理者的粗暴，更是一个教育系统正在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警报。这张照片终将被遗忘，但它所折射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除非我们重新相信：教育始于尊重，终于尊严，没有任何耻辱柱可以立得心安理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