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丁盛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7月，他升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八大军区进行调整，丁盛被调任为南京军区司令员。1977年3月，丁盛被宣布停职审查。从1977年11月到1979年4月，再到1980年10月到1981年5月，丁盛经历了两次长达两年多的审查。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上级规定警卫班的战士不得与丁盛说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不仅与丁盛交谈，还会为他带些食物。由于这种情况，警卫班被更换了多次，直到第三批警卫班也没能避免这种局面。据说，丁盛对战士们的关爱深受感动，甚至一直保留着一名来自苏北射阳县战士的联系方式，尽管这名战士后来已经复员，两人依然时常有书信来往。

1982年7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了《免予起诉决定书》，大致内容为：丁盛曾策动武装叛乱，但由于他是从犯，决定免予起诉。这一决定让丁盛的处境有了些许改变。与此同时，南京军区原干部部副部长通知丁盛：根据总政治部通知，你退出现役，待遇按一般干部待遇。丁盛有些疑惑地问：什么是一般干部待遇？回答是：按团级干部待遇，每月发150元生活费。除此之外，丁盛的看病有专车接送，并且费用报销。这一年11月，丁盛被通知开除党籍，并安置到地方。根据安排，他不能去沪宁线、广州、北京等地。原本安排丁盛去安徽滁县，但丁盛拒绝了。经过一番争执，最终在1984年7月，丁盛选择去了南昌。他后来解释，选择南昌是因为那里有江西老表——他在那个地方有熟人。

丁盛在南昌住了两个月后，因心脏病复发，情况变得严重。他的妻子孟文虹陪他去医院看病，但途中，丁盛突然晕倒。经过抢救，丁盛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考虑到孟文虹的身体也不好，丁盛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回南京和儿女一起生活。10月，丁盛回到南京，住进了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他回到南京后，面临着必须搬家的问题，因为他曾经住的地方已经升格为师级干部的住房。最终，丁盛一家搬到了南京五条巷。尽管他人已在南京，但他的关系和户口依然在南昌。那时的供应制度非常严格，需要根据户口来分配物资，凭票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丁盛和孟文虹常常去北京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跑了中组部、中纪委、政治部、信访办等多个单位，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丁盛的孩子们已经在广州定居，因此他希望能将户口转到广州，但依然没有收到回应。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许多丁盛的老战友陆续来探望他。丁盛还给聂帅写信，恳请他帮忙将丁盛的关系转到广州。聂帅同意了，但由于某些原因，这件事始终没有下文。由于夫妻俩的生活补贴仅有200多元，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为了维持生活，丁盛和孟文虹常常依靠战友的帮助，住在不同战友家里，往返于天津、武汉、济南等地。这段日子，丁盛曾经说过：我生活的三靠：一靠老伴和儿女，二靠组织提供的医院，三靠战友们的支持。他经常借住在战友家，战友们也时常寄钱给他，这使得丁盛非常感动。

1993年，丁盛和孟文虹从济南回到南京时，由于卧铺票太贵，他们选择了硬卧。在80岁时，丁盛爬上爬下的过道，结果回家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差点丧命。幸运的是，丁盛得到治疗后逐渐恢复。随后，丁盛接到了好消息，他的生活补助每月增加了50元，而医疗待遇也由军队根据正师职干部的标准安排。两年后，丁盛被重新接回军队，由广州军区安排安置，并为他提供了军区司令部干休所的一套师职离休干部的住房。 1995年，丁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离开时，丁盛从零钱罐里拿出7毛钱递给记者。当时，深圳的公交车票是7毛钱，孟文虹站在旁边说：7毛钱太尴尬了，还是给1块钱吧。丁盛接过话说：我不同意你的话，我愿意省3毛。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置后，丁盛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这里对他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周围的人都是他熟悉的老战友。平日里，丁盛常和这些老战友们下棋，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1998年8月，丁盛收到了一份好消息。曾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为丁盛平反。黄火青和丁盛在延安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尽管黄火青的努力未能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为丁盛改善了生活待遇。 1999年初，干休所建了一座30层的新楼，丁盛分到了一套好房子。8月，丁盛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尽管规定丁盛只能住师职干部的病房，但医院方面对这位曾经的司令员进行了适当照顾，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更高级的病房。尽管医生们竭尽全力，丁盛的健康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最终，丁盛于9月25日去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