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关于多益网络董事长徐波老师与其前女友汤敬（微博账号“二妞妈_13个孩子的妈妈”）的纠纷，在微博上又出现了新的进展。

二妞妈姓汤，后面我会称她为汤女士。

据汤女士自述，她于2008年大学期间认识徐波老师，而根据徐波老师在去年4月控诉汤女士的描述，二人于2009年在某网络相亲网站认识（根据排中律，当两个命题互相矛盾时，必有一假）。

此后二人开始同居，并共同育有13名子女（其中2人为自然生育，11人为代孕所生）。在这十多年里，二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正式登记结婚。

2024年4月，身价300亿的徐波指控汤女士“卷款潜逃”，携大量资金前往日本，并诉至法院要求返还3.04亿元，称该笔款项为“借款”。

然而汤女士则否认借款说法，从今年11月15日开始，汤女士连续发微博详细讲述了她与徐波的关系、金钱纠纷以及孩子抚养情况。

她声称徐波3亿元的转账属于共同生活开支，而非借款。更让人震惊的是，按照汤女士的说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双方维系一个“拥有300个孩子的大家庭”。

同时指控徐波对女儿“二妞”存在虐待行为（如家暴、剥夺受教育权、囚禁等）。

我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看了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照片，心里难受极了。

此外，对于网友质疑“300个孩子”的真实性，汤女士回复称“只会少写，不会多写”，并透露这些孩子均未落户。对于微博IP地址显示为日本，她解释称是因“被追杀”而身处海外。

针对汤女士的发文，徐波称相关内容为“造谣”，并要求平台核实账号身份并对信息进行处理，以避免“虚假谣言造成恶劣影响”。

徐波是不是真有300多个孩子我们无法确定，但几年前他确实因为宣称要生50个优质儿子而被冠以“中国首父”的称号，我更加确定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2014年，我曾经和徐波及汤女士有过一面之缘。

那时徐波的网名还叫做徐宥箴，也尚未因发表“广征孩子妈繁衍优质基因”而爆红，他在网络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科学素养，还是一位热心的科普支持者，但通过与其沟通，我发现他对于演化论的理解并不准确，仅限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的层面。

徐波认为：能够在出身微寒的情况下在丛林社会中脱颖而出，说明自己的基因极为优秀，而作为一名百万里挑一的顶级精英男，如果自己的优秀基因不能被大量复制、繁衍，将是整个国家甚至人类的损失。（大意）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知。

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下简称社达），是指由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学流派。该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社达派学者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适应当前环境的优胜者才能生存，不适应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

奠定社达理论基础的重要人物包括马尔萨斯、赫伯特·斯宾塞和弗朗西斯·高尔顿等。

从左至右：马尔萨斯、赫伯特·斯宾塞、弗朗西斯·高尔顿

马尔萨斯是名著《人口学原理》的作者，他本身并不算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前二十多年就去世了。但是，马尔萨斯的一些重要观点，为后来赫伯特·斯宾塞的社达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可能呈指数级增长，而食品供应或其他资源则呈线性增长，最终大量人口会因为粮食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死亡。”

这一理论被称为马尔萨斯灾难（也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上，赫伯特·斯宾塞创立了“进化进步主义”，在他的著作《进步：法则和原因》中，首次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生物学引入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

社达对近代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著作《演化论与伦理学》，译本在国内叫做《天演论》。然而严复并不是严格按照原著进行翻译的，他在译本中加入了斯宾塞的社达学说，将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引入至人类社会。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梁启超也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清议报》发表文章《自由书·豪杰之公脑》指出：“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

一时间，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成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除了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达尔文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在“演化论”基础上，结合对人类社会的映射而生的“优生论”，也被后世的社达主义者奉为圭臬，他认为：

“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

显然，徐波正是“优生论”的忠实拥趸者，所以他才会满世界地寻找“优质女性”为他大量生儿子。

虽然名称里有“社会”二字，但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却往往具有反社会特征。

比如徐波就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若有一个按钮，我按一下全世界就会死30亿穷人，我会毫不犹豫的（应为地）按。”

与很多社达主义者一样，对自身“优秀基因”病态般迷恋的另一面，是对“低劣基因”的极度蔑视，甚至仇视。

灭霸虽然也志在消灭宇宙中一半的人口，但他的初衷是为维护“宇宙生态平衡”而进行“随机杀戮”，并非对这一半的人怀有恶意——所以，和声称要毫不犹豫消灭30亿穷人的社达主义者相比，灭霸这样的宇宙级恐怖分子是不是都显得慈眉善目了？

徐波并非个例，他没有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善良厚道”，而是因为手中没有权力。

试想，一个奉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以“优生论”为治国理念的社达主义者，如果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将会做出怎样的行为？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典型的拥有权力的社达主义者。

因为坚信“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民族，理应在全世界拥有高人一等的生存权，于是在他获得权力、成为纳粹德国的领袖之后，用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为争取民族利益而发动的世界大战，践行了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为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近现代社会中的权威主义、优生学、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说到这里，相信有人会问：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不就是生物间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吗？既然生物界如此，同为生物的人类，难道不也应该具有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吗？

这种看法，在社达主义者中非常普遍，然而，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际上是一种对演化论的误读。

首先，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你死我活的“黑暗森林”，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动物之间，社会化协作能力越强的，生存能力也就越强；反之，那些鼓吹优胜劣汰、与全人类为敌的社达分子，最后也都是以失败告知。

其次，在今天的社会，对生物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用“演化论”取代曾经的说法“进化论”，这并非咬文嚼字——从生物学层面，物种的演化是随机性的，并不存在所谓的高低、进退。

我们知道，生物的演化，实际上是来源于物种在繁衍后代时，因肧系细胞DNA错误复制所造成的突变，这种突变完全是随机、非定向的，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是否适应于当前的环境。

最能够说明问题，也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莫过于黑白桦尺蛾的故事。

如果问你，黑色的桦尺蛾和白色的桦尺蛾，哪个更优秀？

如果你没有听过下面这个故事，可能难以判断。

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曼彻斯特，有人发现白色的桦尺蛾越来越少，而黑色的桦尺蛾则越来越多。

研究者发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业污染使得白桦树树干被熏黑，白色的尺蛾停留在树干时，容易被鸟类发现并吃掉，而尺蛾中变异为黑色的那部分，则因为更加适应整个被煤烟熏黑的环境而获得了生存优势。

然而，在后来当地的工业污染得到控制，环境逐渐恢复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这时，白色的桦树干成为了白色尺蛾的“保护色”，而黑色的尺蛾，则因为与白桦树干的鲜明对比，而成为了鸟类的盘中餐。

所以你看，白色的尺蛾与黑色的尺蛾，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优秀，而是谁比谁更适应当时的环境而已。

另外一个例子，体型较大的动物更有优越性，还是体型较小的更有优越性？

这同样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在缺乏食物的严酷环境中，体型较小的动物因为消耗食物更少，而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而体型较大的动物则更容易被饿死；相反，在食物充足的环境中，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会因为更强的掠食能力，更具备生存优势。

具体到我们人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自己“喝凉水都会长胖”，对那些怎么吃都不胖的人羡慕不已。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吃饱穿暖，其实也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自人类诞生以来，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食物稀缺的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体储存脂肪的效率越高，生存能力也就越强，但如果出现一些天灾人祸导致环境恶化、食物再度稀缺，这种当前困扰你的“肥胖基因”，在那时也许会救你一命。

此外，基因的过于单一也不利于物种的长期繁衍，比如在曾经长期和欧亚大陆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因为基因过于单一，导致对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病毒毫无抵抗力，无数印第安人死于瘟疫。

作为对比，在刚刚过去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人对于新冠病毒的抵御能力是不同的，有人被感染后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有人症状虽然严重但并不致命，有的人症状轻微，而有的人则是无症状感染者。

对病毒抵抗力的不同，源于基因的多样化，而非财富的多少与地位的贵贱，这和你是英国女王，还是街头乞丐，毫无关系。

所以，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说，增加人类的基因多样性，是更有利于人类长期生存繁衍的途径；反之，过于追求所谓的民族纯粹化、单一化，反而会削减其生存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社会上那些热衷于独立起源学说的，鼓吹“皇汉论”的，本质上也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样的思维认知不但极为肤浅，且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