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出台，将“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确立为核心战略任务，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愿景目标。这一部署既凸显了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也直面当前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人民群众期盼之间的现实差距。

回望“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5%以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全面覆盖，“双减”政策有效遏制了学科类培训乱象，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较政策实施前平均降幅超40%。但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历史节点审视，教育领域依然存在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资源配置失衡、评价体系僵化、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等，这些矛盾不仅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升，更影响着国家创新能力与人才供给的适配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关键时期：学龄人口“脉冲式”波动对教育供给弹性提出更高要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203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呈“脉冲式”波动，农村学龄人口持续向城镇流动，城镇学龄人口占比将从58%升至65%；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高素质创新人才与技术技能人才，相关部门预测，2025-2030年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缺口年均超1000万；人民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唯有以“十五五”规划建议为指引，直面问题、系统革新，才能破解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构建起支撑国家战略、满足人民期盼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本文基于对教育现状的客观研判，深入剖析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改革思路，为深化教育改革提供学术参考。

一、中国教育领域的深层问题与现实挑战

（一）资源配置失衡：教育公平的结构性瓶颈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行动框架明确提出“确保全纳、公平、优质的教育，促进全民终身学习”，而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区域、校际及群体差距，成为制约教育公平的核心瓶颈。

从城乡维度看，“城挤乡空”现象持续加剧，截至202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占比仍超30%，但农村学校优质资源严重匮乏：中西部农村小规模学校平均计算机数量仅为东部城市学校的1/3，硕士学历教师占比差距达15个百分点，部分偏远地区甚至存在“一人一校”的复式教学模式——贵州某小学校，一名教师需承担1-4年级学生的语文、数学、体育等全部课程，教具仅有黑板和老旧课本；一所偏远乡镇小学共有7个班224名学生，只有12名老师，每名老师都要上4－5门课程，最多的每周要上24节课。农村学校不仅硬件设施落后，课程设置也极为单一，劳动教育、信息科技、心理健康等国家规定课程难以开齐开足，与城市学校的“走班制”“项目式学习”形成鲜明反差：北京海淀区某小学开设编程、机器人、戏剧等30余门特色课程，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和创客空间，而同期西部某农村小学仅能保证语文、数学、体育三门课程，信息科技课因缺乏设备常年停开。

区域差距同样突出，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教育财政性经费存在显著差距，“双一流”高校布局呈现显著区域失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集聚了全国63%的“双一流”高校和7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而中西部13个省份仅拥有37%的“双一流”高校，部分西部省份至今无“双一流”建设高校。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硬件投入上，更体现在数字资源覆盖上：尽管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100%，但优质数字资源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不足40%，10%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仍低于70%，教育数字化未能有效破解“数字鸿沟”，反而可能加剧差距——东部城市学生可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参与名师直播课、虚拟仿真实验，而西部农村学生因网络卡顿、设备不足，难以享受同等优质资源。

校际差距的固化形成了“择校热”的恶性循环。重点学校凭借政策倾斜、资源集聚形成“马太效应”，以某省会城市为例，该市重点初中的特级教师占比达23%，而普通初中仅为3.5%，重点初中的中考升学率是普通初中的2.7倍。尽管多地推行“阳光分班”“均衡编班”政策，但家长对优质师资、特色课程的追逐从未停止，隐形择校现象依然普遍：部分家长通过购买“学区房”、托关系等方式为孩子争取重点学校名额，某一线城市核心学区房价格高达15万元/平方米，仍供不应求。

这种差距还延伸到群体之间，流动儿童入学门槛高、留守儿童教育缺失、残疾学生特殊教育保障不足等问题突出：2024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学率虽然达到了99.1%，但超60%集中在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班”或民办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获取难度大；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超600万（民政部儿童福利司2024年统计），部分儿童存在课后监管缺失、学业辅导不足等问题，辍学风险是普通儿童的2.3倍；残疾学生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虽已提高，但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不足，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却缺乏专业的辅助设施和师资支持。

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源在于“重城市轻农村、重重点轻普通”的传统配置模式，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精准性不足。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脱节，学龄人口净流入的城镇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而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又存在资源闲置，这种错配浪费了公共资源，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不相适应。

（二）评价体系僵化：“唯分数论”的路径依赖与育人异化

教育评价是教育改革的“指挥棒”，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我国教育评价体系仍未彻底摆脱“唯分数、唯升学”的路径依赖，导致育人导向出现严重异化。

在基础教育阶段，“分数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相关调查显示，部分高中生存在学习负担过重、睡眠不足等问题，与心理健康风险高度关联，“双减”政策实施后，仍有部分高中存在课后作业超时、周末补课现象，影响学生睡眠质量。“小眼镜”“小胖墩”现象普遍，我国青少年近视率问题突出，国家卫生健康委2023年国民健康监测数据显示，小学阶段达35.5%，初中阶段达71.8%，高中阶段达81.0%，2024年数据保持小幅波动，学生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这种应试导向压抑了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发展，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陷入“报复性放松”，出现“眼睛里没有光”的精神状态——某“双一流”高校调查显示，30%的新生缺乏学习目标，45%的新生表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难以适应自主学习与创新实践的要求。

评价体系的僵化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评价标准单一化，过度强调学业成绩，忽视了学生的品德修养、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身心健康等核心素养。某省2024年中考改革方案中，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总分占比达70%，而体育、美育总分占比仅为10%，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未纳入升学评价指标；二是评价方式固化，以终结性考试为主，过程性评价、综合性评价流于形式，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轨迹。某小学班主任表示，尽管学校要求建立学生成长档案，但“最终还是要看期末考试分数，成长档案只是应付检查的形式”；三是评价结果功利化，考试分数直接与学校排名、教师绩效、学生升学挂钩，导致学校教育陷入“刷题应试”的恶性循环。某县教育局2024年绩效考核方案中，仍将学校中考平均分与教师绩效奖金直接挂钩，这种导向使得学校将大量时间用于题海战术，忽视了综合素质培养。

尽管改革先行省份和部分直辖市试点将社会实践、艺术素养、劳动教育纳入升学参考，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操作细则，综合素质评价在整个升学过程中尤其是高考评价录取方面权重偏低，所以这些改革举措未能形成系统性效应。以中考综合素质评价为例，评价指标包括“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学业成就与认知能力”等6个维度，但评价结果以“合格/不合格”呈现，未纳入总分排名，对升学影响有限，难以真正引导学校和家长重视综合素质培养。

高等教育评价同样存在“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的倾向，学术评价与人才培养目标脱节。相关部门持续推进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倾向，但从实践情况看，部分调研显示当前仍有较多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定中侧重论文发表数量与影响因子，而将人才培养质量、教学成果作为核心评价依据的高校占比有待提升。这种导向导致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某“双一流”高校教授年均承担科研项目3-4项，发表论文5-6篇，但年均授课量不足60课时，有些学校甚至仅32课时，部分青年教师甚至通过“请人代课”的方式逃避教学任务。

学科评估侧重规模与指标，导致高校盲目追求学科齐全、扩大招生规模，而特色发展、质量提升被边缘化——某地方高校为冲击“双一流”，5年内新增12个学科，招生规模扩大30%，但核心学科竞争力未升反降，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5%。评价体系改革滞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与社会就业、人才选拔的衔接不够紧密，以及缺乏科学的多元评价技术支撑。家长对升学的焦虑、社会对学历的过度崇拜，进一步强化了“唯分数论”的合理性：某招聘平台2024年数据显示，70%的企业招聘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30%的岗位明确要求“985/211高校毕业”，即使是基层服务岗位，也存在“学历歧视”现象，使得教育评价改革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

（三）人才培养错位：供需失衡与结构矛盾的双重困境

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我国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存在显著的供需错位，既缺乏拔尖创新人才，也存在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脱离需求的教育是无的放矢。”

在高等教育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乏力问题突出：学科设置壁垒森严，交叉学科发展滞后，难以适应人工智能、量子技术、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的人才需求。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高校交叉学科点仅占学科点总数的8.3%，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兴交叉学科点不足500个，而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高校交叉学科点占比达35%以上。人才培养模式僵化，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不足，基础研究领域原创性成果匮乏：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5%左右（科技部2024年科技成果转化报告），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平均水平，在芯片制造、高端软件、生物医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原创性成果不足，依赖进口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截至2025年，我国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数量仍需提升，两院院士中从事基础研究的比例不足40%，难以满足科技自立自强的需求。

职业教育则面临“社会偏见+供给错位”的双重困境。尽管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校生达3400万人（人社部2024年《高技能人才发展报告》），但高技能人才缺口仍达3000万。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现象严重：高校“工科理科化”倾向明显，职业院校课程设置更新滞后，教材内容与生产实践脱节，导致毕业生实践能力难以满足企业需求。某职业院校数控专业教材仍沿用2015年版本，而企业已普遍采用智能数控设备，学生毕业后需重新接受企业培训才能上岗；某汽车维修专业毕业生表示，学校教授的维修技术主要针对传统燃油车，而市场上新能源汽车已占比超50%，所学知识基本无用武之地。

更严重的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重普高、轻职高”“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普遍存在：2024年全国中考普职分流比例约为5.5:4.5，部分地区甚至达到6:4，许多家长宁愿让孩子就读“最差的普高”，也不愿选择优质职业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晋升、待遇等方面面临歧视，某制造企业招聘技术岗时，明确规定“职业院校毕业生起薪比本科毕业生低20%”，晋升管理层的机会仅为本科毕业生的1/3。

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同样存在短板。劳动教育、美育、心理健康教育虽被纳入国家课程体系，但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倾向：劳动教育沦为“打扫卫生”“手工制作”，缺乏与职业启蒙、创新能力的结合；美育课程多以技能训练为主，忽视了审美素养与人文精神的培育；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缺口巨大，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教师兼职现象，专业服务能力不足，难以应对青少年心理危机加剧的现实。2025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小学生抑郁检出率达10%左右，高中生达28%以上，反映出全人教育的严重缺失。某重点中学心理咨询师表示，学校仅有1名专职心理教师，需服务3000余名学生，平均每天接待咨询10余人次，难以提供个性化、深层次的心理辅导，许多学生的心理问题被忽视，最终演变成心理危机。

人才培养错位的根源在于教育体系与产业发展、国家战略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教育供给的“惯性”与市场需求的“灵活性”难以匹配，以及教育理念滞后于时代发展，未能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四）教师队伍建设：职业生态与专业能力的双重短板

教师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力量，教育家韩愈曾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当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仍面临职业生态不佳、专业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从职业生态来看，教师工作压力过大、职业倦怠现象普遍。“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承担了更多的课后服务、作业设计、家校沟通等工作，额外付出未得到充分认可与补偿：某小学教师表示，“双减”前每天工作8小时，“双减”后每天工作时间延长至11小时，课后服务、批改作业、与家长沟通占据了大量时间，周末还需参加各类培训，身心俱疲。同时，教师还需应对大量行政事务、评比检查，教学主业被边缘化：某县教育局2024年对中小学的评比检查达32项，包括教学质量评估、安全检查、卫生评比等，教师平均每月需花费10天时间准备相关材料，严重影响教学工作。

尽管2025年薪资改革后教师待遇有所提升，但城乡教师收入差距依然显著，乡村教师职业发展通道狭窄，职称评定“论资排辈”现象突出——某乡村教师教龄20年，因缺乏课题、论文等“硬指标”，仍为中级职称，而同期城市学校的教师教龄10年即可评上副高，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教师专业能力与新时代教育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同样突出。一是准入门槛偏低、培养体系滞后，部分教师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难以适应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某师范院校调查显示，45%的师范生未系统学习过核心素养相关理论，30%的师范生缺乏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实践能力；二是专业发展机制不健全，在职培训内容与教学实际脱节，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教师数字素养尤为不足，难以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相关调查显示，60%的农村教师数字素养水平仅为“基础级”，不会使用在线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工具，40%的教师表示“培训内容太理论化，学了用不上”；三是师资结构失衡，心理健康教育、信息科技、艺术、劳动教育等学科教师缺口巨大，农村学校“一人多科”“兼职代课”现象普遍：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缺口达120万人，每千名学生仅拥有0.2名专职心理教师，某农村学校仅有15名教师，却需承担语文、数学、英语、体育、艺术、劳动等12门课程，许多教师身兼数科，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此外，教师队伍的职业认同感面临挑战。社会对教师的期望过高，将教育问题简单归咎于教师，而教师的专业自主权缺乏保障，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选择等方面话语权不足。某小学教师尝试引入创新教学方法时，被家长质疑“不务正业”，认为“不如多刷题提高分数”；部分学校行政干预教学细节，要求教师严格按照统一教案授课，限制了教学创新的空间。这些问题共同导致教师队伍稳定性不足，优秀人才“不愿从教、不愿留校”，尤其是乡村教师流失现象严重：2024年全国乡村教师流失率达8.3%，其中青年教师流失率高达15%，许多乡村学校成为“培养教师的摇篮，却留不住教师的家园”，成为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

（五）治理体系滞后：协同不足与数字化转型的浅层化

教育治理体系是保障教育改革顺利推进的制度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治理指南强调“有效的教育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而当前我国教育治理仍存在协同不足、数字化转型浅层化等问题，难以适应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需求。

从协同治理来看，“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健全，三方责任边界模糊、沟通不畅。学校承担了过多的育人责任，而家庭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过度依赖学校：某小学家长问卷调查显示，60%的家长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家长只需要负责衣食住行”，30%的家长从未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社会资源整合不足，社区教育、企业实践、红色资源等育人载体未能有效融入教育体系，思政教育“课堂与社会脱节”，理想信念教育流于形式。某中学思政课教师表示，课堂上讲授的“劳动创造价值”“社会责任”等内容，缺乏社会实践场景支撑，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和认同；部分企业对学生实践活动缺乏积极性，某制造企业拒绝接收中学生参观实践，理由是“担心影响生产秩序，且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教育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处于浅层应用阶段。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已超1.64亿，浏览量超过367亿次、访客量达25亿人次，但数字化应用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30%的在线课程被学生评价为“内容质量差”，缺乏针对性和互动性，部分课程只是将线下教案简单搬到线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未能深度融入教学全过程，精准教学、个性化学习仍停留在概念层面。某初中数学教师表示，尽管学校配备了智慧教学系统，但“系统只能统计学生做题正确率，无法分析错误原因，也不能提供个性化的辅导方案，实际作用有限”；教师数字素养不足，难以有效运用数字化工具优化教学流程、提升教学质量，某农村学校虽接入了高速网络，但60%的教师仍习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数字化设备沦为“摆设”。

同时，教育数据治理存在“部门壁垒”“一数多源”等问题，数据共享难度大，难以形成育人合力。某省教育厅数据显示，该省中小学学籍数据、教学质量数据、教师信息数据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需要繁琐的审批流程，导致教育决策缺乏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撑；学生个人信息保护、算法偏见等安全风险也日益凸显，某在线教育平台因泄露学生个人信息被处罚，某智能作业系统因算法设计不合理，对农村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估存在偏见，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

教育治理体系滞后的根源在于治理理念落后，仍以“管理”为主而非“服务”为主；治理机制不健全，缺乏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治理能力不足，数字化治理工具应用不熟练，难以实现精准治理、科学治理。

二、“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的前瞻性思路与实践路径

（一）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精准均衡的供给体系

以“十五五”规划“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为指引，打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实现从“兜底保障”到“优质均衡”的转变，这一改革思路与我国教育现代化相关规划提出的“更加注重教育公平”目标高度契合。

一是建立动态适配机制，将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城镇化进程精准对接。部分省市探索“教育资源跟着人口走”的经验就值得借鉴，即通过大数据监测学龄人口流动情况，对学龄人口净流入城市，提前规划学校建设，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缓解“入学难”问题；对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优化学校布局，推进小规模学校联盟化办学、乡镇中心校一体化管理，如有些地区搞的“乡村教育振兴联盟”模式就非常好，将偏远农村小规模学校与乡镇中心校整合，实现师资、课程、设备等资源共享，避免资源闲置与供给不足并存。到2030年，力争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市、区）比例突破70%，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显著缩小。

二是强化精准扶持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设立“教育均衡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农村学校硬件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课程开发，可以参考广东省“千校扶千校”工程经验，组织珠三角优质学校与粤东西北薄弱学校结对帮扶，每年投入帮扶资金，通过师资交流、课程共享、管理共建等方式，提升薄弱学校办学质量。还可以继续加大推广“县管校聘”制度的范围，完善教师轮岗交流机制，通过“银龄讲学计划”“优师专项计划”每年向中西部和乡村地区输送高素质教师——2024年“优师专项计划”录取1.2万名优秀毕业生，全部安排到中西部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不少于6年；力争2030年城乡教师学历达标率差距缩小至3个百分点以内。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鼓励城市优质学校与农村薄弱学校组建教育集团，如北京海淀区教育集团通过“总校+分校”模式，将优质师资、课程体系、管理经验复制到农村分校，使分校中考升学率提升。

三是破解数字鸿沟难题，加速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下沉。优化平台资源供给，针对农村地区需求开发适配性数字课程，组织编写“农村地区专属数字教材”，简化教学内容、增加实操案例，提高优质数字资源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继续加大力度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工程”，为农村教师提供系统性数字技能培训，我国南方某省开展的“数字教师”认证培训就很有成效，要求农村教师每年完成不少于30学时的数字技能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加大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联合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教育专网优惠套餐”，降低农村学校和学生的网络使用成本，让数字教育真正惠及每一个农村孩子，在我国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开启“十五五”规划新征程的背景下，数字教育资源不应再成为匮乏性资源。

四是保障特殊群体权益，完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取消不必要的入学门槛，实现“随迁随读”“同城同待遇”——可以继续推行“积分入学”制度，流动儿童仅凭父母居住证积分即可申请公办学校学位，让公办学校接收流动儿童比例达85%以上；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由教师、志愿者对留守儿童进行学业辅导和心理疏导，如安徽省金寨县开展“留守儿童之家”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课后托管、兴趣培养等服务，使留守儿童辍学率控制在1.2%以内；提升特殊教育保障水平，扩大特殊教育学校招生规模，推进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残疾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如北京市为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配备辅助器具和资源教师，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二）深化评价改革：构建科学多元的育人导向

“十五五”规划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为核心，打破“唯分数论”的路径依赖，建立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重塑评价标准，完善“基础素养+个性发展”的评价框架。将品德修养、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身心健康、劳动素养等继续纳入评价核心内容，重要的是要弱化分数在评价中的权重。在基础教育阶段，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细化评价指标，明确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艺术素养、劳动教育等的评价标准——如某计划单列市2024年中考改革方案中，将体育总分提高至70分，美育纳入中考计分，占比10%，劳动教育通过实践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录取的重要参考；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平台，实现评价结果与中高考的有效衔接，让综合素质评价真正发挥育人导向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

二是创新评价方式，推行“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模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全面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成长轨迹和发展潜能——如北京某中学利用智慧校园系统，跟踪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社会实践经历等，生成个性化成长报告，为教学改进和升学评价提供依据。在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的倾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已成为重要导向。代表作评价制度可以打破片面依赖量化指标的评价观念，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性、创新性、贡献性等知识创造的本质，这是“破五唯”评价改革的重要举措；教师职称评定不再看论文数量，而是重点考察论文质量、科研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贡献；完善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立足定位、特色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如对研究型高校侧重科研创新评价，对应用型高校侧重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评价。

三是强化评价协同，建立教育评价与社会就业、人才选拔的衔接机制。引导用人单位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招聘倾向，注重应聘者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如华为、腾讯等企业推出“能力导向型招聘”，取消学历限制，通过笔试、面试、实操考核等综合评估应聘者能力；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明确要求事业单位招聘不得设置“985/211高校毕业”等歧视性条件。加强宣传引导，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缓解升学焦虑，营造“重素质、轻分数”的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可以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样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推出公益广告，普及素质教育理念，为评价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是落实学校评价自主权，减少政府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和不必要的评比检查，让学校能够根据办学定位、育人目标和学生特点，自主设计评价方案、开展评价工作。建立评价结果运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与学校资源配置、教师绩效激励、学生升学就业等挂钩，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改进和激励作用——如某省教育厅将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效果纳入绩效考核，对评价工作成效显著的学校给予资源倾斜，对流于形式的学校进行约谈整改，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

（三）革新人才培养：构建供需适配的育人体系

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的要求，破解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矛盾，构建多元化、个性化、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改革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的时代要求。

一是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如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成立的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整合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学科资源，开设跨学科课程，是培养量子信息领域拔尖人才的积极探索；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行“项目式学习”“跨学科教学”，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协同育人机制，让学生深度参与科研项目和生产实践，提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如复旦大学与华为合作建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的做法值得借鉴，学生参与华为真实科研项目，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华为核心技术部门工作；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扩大“强基计划”“少年班”招生规模，建立个性化培养方案，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绿色通道——2026年“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应继续扩大，覆盖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录取学生实行“导师制+小班化”培养模式并进一步优化。

二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打破“学历歧视”，构建“中专—高职—职业本科—职业博士”的完整升学通道。探索职业教育人才评选院士机制，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如试点“职业教育特级教师”制度，将职业院校教师纳入院士推荐范围；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继续借鉴发达国家“双元制”经验，建立企业深度参与的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和质量评价机制，将企业生产标准、技术规范融入教学内容——如某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尔集团合作开设的“海尔订单班”成效良好，课程由企业工程师与学校教师共同编写，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实训，毕业后直接入职海尔，保障了较高就业率；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实训中心、产业学院，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力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补齐高技能人才缺口。

三是加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如井冈山革命老区中小学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学生走进革命旧址，通过实地体验学习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完善课程体系，开齐开足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避免“形式化”倾向。劳动教育要与职业启蒙、创新实践相结合，建设国家级劳动教育基地，让学生在劳动中增长技能、塑造品格——如某市建设“青少年劳动实践基地”，开设木工、电工、烹饪等实践课程，学生通过完成劳动项目获得学分；美育要注重审美素养和人文精神培育，将美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如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可将美育与语文、历史课程结合，让学生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理解文化内涵；心理健康教育要配齐专业师资，建立“家庭—学校—社区”协同的心理健康防护网络，推广“云上心育”模式，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如搭建“省市级心理健康云平台”，学生可在线咨询心理问题，平台整合全省优质心理教师资源，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

四是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如针对农民工群体，开设建筑、电工等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支持农民工技能提升；关注银发群体的继续教育需求，建立代际学习社区，开发适老化学习资源，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如建设“老年学堂”，开设智能手机使用、书法、舞蹈等课程，年培训老年人超1万人次；完善终身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建立学分银行，实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学习形式的学分互认，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如建立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学习者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获得的学分可转换为高校学分，为学历提升提供便利。

（四）强化队伍建设：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以“十五五”规划“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为指引，破解教师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这一改革践行了“强教必先强师”的重要理念。

一是提高教师准入门槛，完善教师培养体系。实施“国优计划”，选拔优秀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加强师范院校建设，优化师范专业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如师范类高校推行“师范生实践导师制”，每位师范生配备一名高校导师和一名中小学一线教师，全程指导实践教学；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对不适应教育教学要求、师德失范的教师依法依规予以清退，保证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

二是优化教师职业生态，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提高教师薪酬水平，缩小城乡、区域、校际教师收入差距，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如实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差异化发放”政策，根据乡村学校偏远程度发放每月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使乡村教师收入高于城镇教师；减轻教师负担，清理不必要的行政事务、评比检查和家校沟通任务，保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专业发展空间——按照相关中央文件部署，集中清理中小学教师评比检查事项，通过制定减负清单，取消或合并区域性督查检查任务，不得随意占用教师休息时间；完善教师职称评定机制，打破“论资排辈”，将教学业绩、育人成效、社会贡献等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向乡村教师、薄弱学校教师、特殊学科教师倾斜——如乡村教师教龄满15年可直接申报副高职称，无需论文、课题等附加条件，能极大激发乡村教师的工作热情。

三是加强教师专业发展，建立常态化、个性化的教师培训机制，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学科教师的需求，开展专题培训、校本培训、在线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能力和数字素养。持续加大教师培训专项经费投入，重点支持农村教师、特殊学科教师培训；建立“AI教研员”辅助系统，为教师提供教学诊断、教学设计、资源推荐等支持，减轻教师工作负担，提升教学质量。如北京、上海等地试点“AI教研员”项目，通过分析教师课堂教学视频，生成个性化教学改进建议，试点教师的课堂教学效率得到大幅提升。鼓励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建立教研成果转化机制，将优秀教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每年评选一批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给予资金奖励并在全国推广。

四是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的首要标准，建立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引导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完善师德师风考核体系，实行“一票否决制”，对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加强教师心理健康关爱，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教师提供心理咨询、压力疏导等服务，每所学校至少配备2名专职心理健康辅导员，缓解教师职业压力和倦怠情绪，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如某省教育厅联合高校开设“教师心理健康关爱热线”，每年为近万名教师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教师职业倦怠发生率从45%降至28%。

（五）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保障机制

围绕“十五五”规划“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要求，深化教育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协同高效、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机制。

一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明确家庭、学校、社会的育人责任，建立三方沟通协调机制，形成育人合力。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每学期至少应开展4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家庭要履行教育责任，注重言传身教，营造良好的家庭育人环境，家长每年至少参与2次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社会要整合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化体验等活动，2026-2030年“十五五”期间，政府应多建设一些国家级社会实践基地，企业、社区、科研院所等机构加大向学生开放比例，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

二是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建设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实现精准教学、个性化学习。优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功能，提升资源质量，开发学科专题大模型，为师生提供优质、便捷的数字教育资源和服务，平台优质课程资源要大幅增加，学科大模型覆盖所有中小学学科；加强教育数据治理，打破部门壁垒，建立统一的教育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多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安全可控。如某省建成省级教育数据共享平台后，流动儿童入学无需重复提交证明材料，通过数据共享即可完成资格审核，办理时间从15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强化数字安全保障，完善学生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制定教育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防范算法偏见和数据泄露风险，确保教育数字化健康发展。

三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转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和监督评估。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修订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健全教育执法机制，依法保障教育公平、教师权益和学生发展；建立教育改革风险预警机制，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预判、及时应对，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如某省建立教育改革风险评估体系，对“双减”政策、中考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进行事前风险评估，制定应对预案，有效化解了改革中的矛盾和冲突。

四是“十五五”规划期间将继续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推广中文教育，建设“鲁班工坊”，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每年新增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重点引进海外优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要素；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引育世界优秀人才，简化外籍高端教育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入境、居留、工作许可等手续，为其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促进中外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交流互鉴。如建设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引进世界顶尖高校合作办学，吸引全球高端教育人才和科技人才落户，各地多树立一些教育对外开放的标杆。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五年，也是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攻坚时期。教育领域的深层问题，是长期以来体制机制、社会观念、资源约束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其破解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界决策者们需要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系统谋划”的智慧和“久久为功”的韧劲，配合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以“十五五”规划建议为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以促进公平、提升质量为核心，以评价改革为牵引，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教师队伍为关键，以治理体系为保障，系统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突破藩篱，既要聚焦资源配置、评价体系、人才培养等核心领域的突出矛盾，拿出针对性强、可操作的改革举措；又要着眼长远构建长效机制，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传承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又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实际进行创新转化；既要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加大教育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又要激发学校、家庭、社会的活力，形成改革合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相信通过“十五五”时期的持续深化改革，我国教育体系将更加完善，教育公平将得到更好保障，教育质量将稳步提升，必将培养出更多适应国家战略需求、满足产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让教育真正成为点亮民族未来的希望之光，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每个追梦人都能通过教育实现人生价值，这既是教育改革的初心使命，也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作者：梅金锁/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