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消费如何从供需两端真正激活？面对有效需求不足，财政与货币政策该如何协同发力？本文依托多部门 DSGE 模型，结合我国产业链上下游结构特征，深度解析两种财政支出调整路径：增民生减基建短期拉动民营供给、提振消费意愿，但长期受公共资本制约；增民生减政府消费更适合长期布局。同时，两类调整均会推高民企信贷溢价，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可精准滴灌、降低融资成本，强化消费提振效果。一文读懂政策协同逻辑，看懂扩内需、稳消费的关键方案。“IMI财经观察”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助消费提振: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

提振消费须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协同发力，以惠民生激发消费意愿，以发展民营经济优化消费供给，并兼顾其长短期效应。本文构建了带有纵向产业结构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并探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协同机制。研究表明，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基建支出的调整方式，短期内可从消费需求端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从消费供给端带动民营部门扩张;但长期看，基建支出缩减会降低公共资本存量，从而对消费供给形成抑制。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政府消费的调整方式在长期中则更为可取。此外，上述两类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式均会推高民营部门信贷溢价，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能够针对性地为民营部门提供更多流动性，强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消费供给的促进作用。

一

引言

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为破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排在政府工作任务之首。提振消费需要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消费需求端，通过强化教育医疗养老支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以惠民生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同时在消费供给端，通过“扩大特色和新型产品供给”“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等方式推动商品和服务创新。在此背景下，如何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以实现消费提振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成为亟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财政政策可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且能够精准定向，为重点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在应对经济低迷状态和结构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力，我国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注。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可通过再贷款等工具发挥“精准滴灌”功能，激励金融机构向重大战略和薄弱环节提供金融服务。但结构性货币政策本质上依然是对特定领域的总量工具，其效果受市场预期、传导时滞等因素限制，须与其他政策工具配合使用。

那么，应如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从消费的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实现居民消费提振与社会总福利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如何协同优化支出结构的财政政策?二者协调配合的核心机制是什么?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构建DSGE模型，剖析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消费供需两端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协调配合机制。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纵向产业结构特征，即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产业链上游，民营企业大多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其中，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创新活力强、能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是提升消费供给能力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纵向产业结构，以厘清各类政策对消费供给端的影响机制。

近十年来，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型。本文参考李戎和田晓晖(2021)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民生性支出、基建支出和政府消费三类，分别探究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基建支出(结构调整I)、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政府消费(结构调整II),这两种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模式对消费供需两端的影响机制。政府民生性支出增加能够激发居民消费意愿，提升消费需求；基建支出会形成对国有部门所生产的中间产品的需求，因此降低基建支出有助于引导投资和信贷资金由国有部门流向民营部门，从而提升消费供给；在纵向产业结构下，模型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均采购于民营部门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因此降低政府消费也有助于居民消费供给的提升。

提高民生性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既能在短期内改善民生、提振消费，又能使有限的财政资源服务于国家长期战略。因此，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和比较静态分析分别探讨了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两类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均能有效实现居民消费提振；短期来看，结构调整I能够带来民营部门投资和产出更大幅度提升，从而更好地推动消费供给扩张；但长期来看，基建支出所形成的公共资本对生产部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故降低基建支出的结构调整I对消费供给的提振作用在长期中弱于结构调整II。因此，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政府消费的调整方式，能够在长期中更好地实现消费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协同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虽能实现消费的提振，但民营部门融资需求的增加会提高其信贷溢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消费供给的促进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恰恰能够针对性地为民营部门提供流动性，缓解其信贷溢价上升。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提供再贷款资金工具，向民营企业等特定领域和行业提供信贷支持，“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均采取这一模式。本文研究表明，再贷款政策能够缓解民营部门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其信贷溢价并扩大民营部门产出，从而加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对消费供给的提振作用。

二

模型构建

下图汇报了本文模型的基本框架。模型包含家庭部门、银行部门、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四类经济主体。生产部门又分为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两类，分别由企业家、生产商和资本品生产商组成。银行部门吸收家庭存款并向企业家发放贷款，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将自身净值和所获贷款用于从两类型资本品生产商购置相应类型的生产性资本，并将其租赁给对应类型的生产商。在纵向产业结构下，国有部门生产商集中在产业链上游，其产出主要用于满足下游民营生产商对生产资料(中间品)的需求；下游民营生产商所产出的最终品用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和资本品生产商的投资需求。

图1 模型框架

注：实线表示经济要素流向，虚线表示借贷资金流向。

央行可通过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直接影响银行部门，政府部门则通过三类支出来调节总需求。其中，基建支出用于采购国有部门生产的中间品注,并将其转化为公共资本，进入两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民生性支出用于采购民营部门生产的最终品，与居民消费形成互补关系，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政府消费同样采购于民营部门生产的最终品，对应着政府履行行政职能所需的社会资源。

三

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的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一阶扰动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本部分首先对相同幅度的正向民生性支出冲击、负向基建支出冲击和负向政府消费冲击的脉冲响应进行比较分析，以此说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仅进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情况，和有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情况作对比，进一步探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配合机制。

01

民生性支出冲击

由于民生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互补性，因此民生性支出的增加能够直接带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民生性支出和居民消费增加都形成了对民营部门产出的需求，从而带动民营部门扩张。民营部门资本回报率显著上升，进而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的净值积累。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资本回报率的提高和净值积累使得民营企业家的贷款需求显著增加，引发信贷供给端溢价(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升高。这进一步导致银行对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贷款利率均显著升高，且由于银行向民营部门发放贷款时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民营部门贷款利率出现更大幅度升高。贷款利率的上升使得信贷需求端溢价(资本回报率和贷款利率之比)有所降低，这对两部门的贷款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信贷供给端溢价的升高幅度远超信贷需求端溢价的下降幅度，因此民营部门贷款利率出现更大幅度升高。贷款利率的上升使得信贷需求端溢价(资本回报率和贷款利率之比)有所降低，这对两部门的贷款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信贷供给端溢价的升高幅度远超信贷需求端溢价的下降幅度，因此信贷总溢价(资本回报率和存款利率之比)明显上升。对国有部门而言，贷款利率的升高致使国有企业家净值减少，投资水平显著降低，资本存量也随之下降。总的来说，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了民营部门，民营部门投资占比明显上升。

02

基建支出冲击与政府消费冲击

负向的基建支出冲击会推动民营部门扩张，而负向的政府消费冲击则会使民营部门收缩。基建支出减少，降低了对国有部门生产的中间品的需求及其相对价格，进而减少民营部门的生产成本，形成正向利好。同时国有部门缩减生产，资本回报率有所下降，显著抑制国有企业家的净值积累。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净值和资本回报率的降低引发国有企业家贷款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贷款利率和信贷供给端溢价。银行激励相容约束随之放松，两部门贷款供给加大。在扩张生产需求下，民营部门所获贷款大幅增加，投资和资本存量也随之升高，消费品供给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

在负向的政府消费冲击下，民营部门会缩减生产，导致民营企业家的净值有所下降，从而抑制其贷款需求，降低贷款利率和信贷供给端溢价。信贷供给端溢价的降低意味着银行的激励相容约束有所放松，信贷供给扩容，推动国有部门投资与资本存量上行。尽管民营部门产出缩减、国有部门投资增加，但政府消费的降低及其引发的民营部门投资下降，仍使得更多的最终品产出流向居民部门，最终带动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03

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实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能够通过增加民生性支出，有效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缩减基建支出，使国有部门的投资和贷款需求收缩，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更具活力的民营部门，进而推动民营部门扩张，提升消费供给。当实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I时，民生性支出扩张能够抵消政府消费降低对民营部门的抑制作用。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需求，但对消费供给的影响较弱。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不同的是，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I未能显著促进信贷资源向民营部门配置，民营部门投资及其所获贷款在政策实施初期甚至略有下降，因此民营部门最终品产出的增加不如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两类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导致银行的激励相容约束收紧，两部门的信贷供给端溢价和贷款利率均有所上升，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对两部门贷款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尽管民营部门的产出、投资和资本存量都有所增加，但民营部门融资成本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对民营部门的促进作用。如果能够实施降低信贷供给端溢价的政策，尤其是实施能够降低民营部门信贷供给端溢价的政策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进行配合，将有望进一步发挥其对民营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进而提升消费供给。

04

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政策向银行体系注入的流动性与民营部门的贷款发放量挂钩，这就使得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能放松银行部门的激励相容约束，还能在此基础上产生较为明显的结构性效果，使得民营部门面临的信贷供给端溢价相较于国有部门出现更显著的下降。因此，在进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同时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之配合，能够显著降低民营部门贷款利率，从而更好地满足民营部门在生产扩张过程中的投资需求。

在有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两部门的信贷供给端溢价和总溢价均有所降低，且这一效果对于民营部门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民营部门的贷款基准利率显著下降，信贷需求端溢价明显提升，贷款扩张更为明显，从而更好地满足民营部门受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政策拉动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民营部门的最终品产出有所增加，实现了消费供给的提升。从本质上讲，结构性货币政策依然是针对特定领域的总量政策。因此，再贷款资金的增加会在提升投资的同时挤出消费。但宽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消费的负面影响远远小于其对民营部门的正面促进作用，因而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I能够更好地从消费需求端和消费供给端协同发力。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控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从提振消费视角研究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基建支出的调整方式，不仅能从消费需求端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还可带动民营部门投资和产出的扩张，从而在消费供给端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新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基建支出形成的公共资本对产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因此提高民生性支出同时降低政府消费的调整方式更为可取。此外，上述两种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式都会引发信贷溢价提高的问题，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向银行部门定向注入流动性能够显著降低民营部门的融资成本，从而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策对消费供给的促进作用。

本文政策启示如下。一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有助于带动消费需求与消费供给，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可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予以协同，从融资层面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投放结构，缓解流动性结构性矛盾。此举有利于形成政策协同合力，健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二是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通。一方面，稳步提升民间投资比重，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以高质量供给培育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持续强化民生保障与改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以有效需求牵引消费品及服务供给创新升级。三是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厉行节约、保障重点，统筹盘活财政资源，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实现改善民生与促进消费良性互动、协同发力。

原文信息

作者：

王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刘瑶琚（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王晨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来源：

《金融研究》2026年第5期

选题 / 国际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选题组

整理 / 周佳敏

监制 / 安然

版面编辑｜王馨悦

主编｜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