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诗和远方”成为文旅产业最响亮的口号，我们是否忽略了另一种可能：一千二百年前，韦处厚在开州盛山写下的十二首诗，为“近处旅游”提供了跨越时空的验证样本。今天，重新审视“诗和近处”，不仅是审美纠偏，更是"人民至上"和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诗和远方”的话语背景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2016年这句歌词刷屏后，迅速被收编为文旅业最具传播力的营销话术。然而其原意正被消费主义系统性改写。高晓松的母亲张克群当年的本意是“诗就是你坐在这，它就是远方”——诗意不依赖地理距离，而取决于内心的审美自觉。但当它被翻译为“非去远方不可”的消费指令后，一个危险的暗示形成了：旅游的价值与空间距离成正比，越远越高级，越贵越诗意。

这种逻辑催生了“远方迷信”：年轻人攒钱奔赴大理、阿勒泰，家门口的山水却被视为“没有竞争力”的平庸观点。只有买得起机票的人，才被默认为“有资格谈诗”——一种审美层面的阶层歧视由此形成，与“人民至上”的旅游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二、韦处厚：千年前的“近处旅游”实践

公元816年，韦处厚因得罪宰相裴度，贬任开州刺史。开州即今日重庆开州，在唐朝属“盛山僻郡”，是典型的边地贬所。

韦处厚没有借酒浇愁。他走向城北那座叫盛山的小山——算不上名山大川，更谈不上名胜古迹，但山间有云雾可栖、亭台可憩、清泉可听、竹林可隐。他每日办完公务便上山，走到宿云亭看云气散开，走到隐月岫看月亮“初映钩如线，终衔镜似钩”走到梅溪看小水沟边的梅树，走到流杯渠坐浅溪边喝酒，走到茶岭闻很淡的茶香。

他给十二处景物各写一诗：宿云亭、隐月岫、茶岭、梅溪、流杯渠等。无一够得上名胜名景，全是抬脚就到的身边景物。

这组诗寄回长安后，韩愈亲自作序，元稹、白居易、张籍等十多位顶级文官纷纷唱和，诗集“联为大卷，家有之焉”——长安几乎家家户户收藏。一个被贬到“远方”的人，用“近处”的十二首诗，反向种草了整个大唐权力中心。诗意的生产不依赖地理上的远方，而依赖于“发现”的能力。

三、“近处旅游”与“人民至上”

当代旅游的普遍困境是：对远方充满想象，对近处视而不见。“打卡”逻辑把风景变成商品，把旅游变成购买行为。

韦处厚的实践恰恰相反——盛山十二景连“景点”都算不上，但他用心灵贴近了它们，成了他心中的景。任何人、在任何小山上都能看到同样的月亮，但只有韦处厚把它写成了诗。发现不是眼睛看到了什么，而是心灵贴近了什么。

“人民至上”在旅游领域的内涵是：让最大多数的普通人，平等地享有旅游的权利、审美的尊严，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财富。 “远方旅游”动辄数千上万元，客观上将中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远方”还被赋予了文化优越性——去过远方的人才有资格谈审美。近处旅游则完全不同：楼下那座小山、门前那条小溪，所有人都能平等抵达、平等感受。近处旅游是最普惠的旅游，是最公平的审美，是最彻底的“人民至上”。

四、“人民共富”与近处旅游的经济逻辑

“远方旅游”的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热门目的地和大型文旅企业，沿途普通村镇往往只是“路过”，难以分享红利。而近处旅游的逻辑是“在地消费、在地循环、在地受益”——本地居民就近旅游，消费直接流入本地农家乐、民宿、农产品、文创产业，形成“旅游富民”的微循环。

以重庆开州为例，盛山十二景正成为当地文旅IP，带动的是开州本地的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和文创产业。“近处旅游把旅游从少数人远行的奢侈品"变成多数人就近的日用品，把旅游经济从过路财神变成在地共富”。

一千二百年前，韩愈为《盛山十二景诗》诗写下了伟颂千年的金句：“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长安城里的达官贵人读了，恨不得挂印辞官，奔赴开州。可开州是“的贬所，是他政治生涯里最不想落脚的荒远之地。恰恰是这座被迫落脚的小城，恰恰是城北那座寻常的盛山，被韦处厚的眼睛发现描绘成了长安文人心中最向往的远方。不是盛山变了，是看山的人变了——他用审美的目光完成了一次对”远方“的重新定义。

今天，这个答案已经清晰：诗意不在距离，而在发现；旅游不在远方，而在近处；近处旅游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韦处厚，但我们需要处厚一样的眼睛和内心——愿意把心灵贴近脚下的土地，在身边发现诗意，在近处找到远方。

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

（本文基于唐代史料及《全唐诗》相关文献撰写，核心史实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