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下午，随着左希《何妨徐行：50次对话的教育镜像》的主题分享，GET2025教育科技大会落下帷幕，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是左希。芥末堆里一个讲故事的人。

今年GET会场外的空气，比去年更冷了一些。

过去一年，我对话了50多位个体。今年的采访，常常伴随着沉默。采访变得越来越难。有人不愿意说，有人不敢说，哪怕是自己的故事，也会模糊、回避。

与去年那些直言不讳、落落坦诚的声音不同，今年的教育人有一些开始畏缩、开始隐藏。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表达方式的转变，它还是权力的呼吸频率，也是不安的自白。

这些故事，我无法完全还原。从里面，我听见了呐喊，愤怒，希望与失落。那是人，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别的什么。

浮华盛世，往往掩藏着个体的动荡。

01

我今年接触的第一个年轻人叫张天瑞，网名“游标卡尺”。他说这是个理工科谐音梗，“游标卡尺不孤独”。实际上，张天瑞很孤独。

他是疫情三年的毕业生，投过上千份简历。为了活下去，他写过小说，做过剪辑，摆过小摊，扮充气青蛙，还做过保安。2024年，他一路骑行，从济南到深圳，卖掉所有家当，进电子厂拧螺丝。

为什么本科毕业要进厂？因为能攒钱。填资料时，人事主管提醒他，写本科学历不容易被选中。张天瑞随手一划，改成小学。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每天12小时，整月无休，到手6500元。

他会拍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整成了苦难的观察者，而不是其间一部分。

一年下来，他存了5万块，刚好够一笔劳务输出的中介费。今年春天，张天瑞告诉我，如果体检和签证顺利，下半年他就可以出国做工。他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我祝福他，也提醒他要注意分辨中介的真伪。

过去四个月，张天瑞从社交圈彻底消失。最后一组动态，是他转去了苏州的另一家电子厂。流水线的线长警告他，不许乱拍视频，不准乱写东西。他和我说过，他很好奇，好奇一个普通人，该如何塑造自己的一生。

教育，像一台磨粉机，把人打成互不黏连的原子，再用风，把它们吹散。

02

公共空间的萎缩导致了对私人空间的窥伺。

我开始对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感到好奇。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教育流水线上的“产品”。

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年轻人，叫刘然。他向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露脸，二是发布前做审查，不能给外人递刀子。

刘然是一名英国硕士，目前租住在北三环一间二十平的小房间，靠捡纸壳、饮料罐过躺平生活。

刘然的手机里，记录着每次卖废品的账本：纸壳2.15公斤，2元；1升塑料瓶3个，0.3元；500毫升塑料瓶18个，0.9元；250毫升塑料瓶8个，0.2元。今日收入，3块4。

他试着自洽，也会不好意思的闪躲，会被亲戚朋友揶揄，会被翻垃圾箱的同行大爷呛声。

刘然说，他尝试过很多选项，但每个选项都会后悔。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选项。我们都在生计和自我关怀间折返、奔跑，摇摇晃晃寻一丝喘息。

读什么书，找什么工，活什么样的人生，这些自我选择的幻觉，是人们最普遍的被动。社会学里有个词，叫“流动性熵增”，说的是结构没崩，但个体的能量持续消耗，局部次序维持，整体更加无序。

我们已回不到原来的格局。有时候，人仿佛感到一条路走到了头，或一只密闭罐子里的空气已耗尽。所谓穷途，就是无解。

03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橘子留美学心理学，回国后做英语戏剧老师。去年，她失业，在家照顾休学的妹妹。

橘子的妹妹是一名“网瘾少女”。瞒着橘子，母亲把她送进了广州一家行为矫正学校。妹妹是被两个男人连拖带绑抬走的。

橘子知道，妹妹害的不是网瘾，而是中度抑郁症。在中国的一些家庭，这样的病，往往被认为是矫情，或归咎于“手机害的”。家丑不外扬。

她到处求救，拿着妹妹的病历去社区、妇联、派出所说明情况。那些部门在听到橘子快30岁，没有结婚，没有工作时，态度倨傲且轻视。“我的妹妹是抑郁症患者，她需要帮助”。这句话，没人当回事。

橘子说，妹妹之所以这样，一部分是性格原因，另一部分，来自家庭与学校。母亲是“包办型”人格，她给你选择，却强迫你选她设定的答案。妹妹读寄宿制学校。他们把学校变成监狱的样子，吃饭、洗漱、睡觉都有要求，人与人不可以有交集。

妹妹被送去的戒网瘾学校又进一步。宿舍有摄像头，窗户是带铁栏的，走廊24小时有人值班，厕所没有门锁，每晚睡前要搜身检查。学校里等级森严。师傅带新人，新人不能和别人说话，组长专门监督，班委负责体罚。

在中国，这样的“学校”，至少有1400所。

当一个社会将独立意志视为禁忌，它的体面有序，不过是精巧的枷锁。

04

戴卫平的工作是在县城回收“烂尾娃”。

2025年，戴卫平心理咨询室接待的来访者越来越年轻，甚至有7岁的孩子，出现了明显的心理问题。

他一眼就能辨别来访者的病症。“抑郁的孩子最明显，眼神呆滞、空洞，注意力涣散。”很多孩子会在他面前崩溃大哭。

即便已经50岁，经历过无数次类似场景，戴卫平依然会感到失措。那些哭声，是撕裂内心的痛苦，仿佛一种深沉的绝望，在空气中涌动。

中国疾控中心曾发布《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25%的青少年有明显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门诊人数在四年间翻了一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尤为突出，抑郁、孤独、焦虑、网络依赖，比一线城市的情况严峻得多。

未成年人的困境，从来不是他们一个人的事。他们会带着这些伤口长大，进入社会，累积成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中国，持证的心理咨询师有180万人，但深入从业者不到15%。近九成的人，在短时间内选择离开了这个行业。即便如此，从业者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县城，成了这场心理风暴中被忽略的洼地。

性教育、爱的教育、死亡教育，本该关乎身体、灵魂与生命的意义。当这些教育缺席，人很难成长为真实、完整的人。青少年在其中一旦遭遇内心崩塌，他们能依靠的，往往是更沉重的规训和更漫长的自我修复。

05

很多时候，决定人一生的因素就是：生在何时、何地。时代和地域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如何了解世界，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36岁的张元，守护着两间图书馆，一间在台州三门，一间在嘉兴梅里。小镇的记忆藏在这两间图书馆里：房顶的水泥柱是村办工厂的遗物，马恩列的画像与儿童画并立，仓库被改造成阅读空间，偶尔夹杂着孩子的喧闹声。新与旧、记忆与现实，交织在这里。

张元不算帅，性格有些柔。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他说自己活得像个局外人。他为退役书籍举办破书展，给缺页的《小王子》画上星球，用毛线为散架的词典织封套；给阅览室的椅子穿旧网球做的鞋，发起书籍漂流运动，组织绘本剧、真人图书馆。图书馆的存在，不仅是架上的一排排书，更是一场场温柔而坚定的行动。

张元的图书馆里，安放着所有悬空的心灵。

37岁的潘丽云，拎着行李箱和孩子一起，回到了江西九江。十年的教培生涯，两次创业，三次转型，几乎赔光家底。

在这个不再许诺稳定的时代，成功变成了一种流动状态。人们在持续的流动中，寻找栖脚之地。短暂踌躇后，她拿起地图，挨个拜访省内的农场、庄园、营地，提供科学秀、魔法秀文旅演出，推半日营和周末营。两年赚了500万。

潘丽云说，现在的她是半年换一种活法。她变成了一个随时切换的角色，可以是项目经理、是演出经纪、是活动策划、是课程设计，什么都可以是。

在一个透明社会里，人们失去了模糊的权利，一切都要立刻回应，一切都须自证价值。

离北京2400公里外的云南镇雄，11月常常下雪。36岁的梁海荣在那里住了五年，他和团队的月收入是2000块。

镇雄曾是中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县，160万人口中，五分之一是留守儿童。梁海荣在那里做县域儿童阅读推广。从一间60平米，只有566册图书的阅览室开始，到3座公益图书馆，8所乡村图书室，56个村小阅读角，触达12000名学生。

梁海荣自我怀疑过，大哭过，抑郁过，崩溃过。承载着三代人“教育能治愚”信念的梁海荣说，真正的自由来自于与他人建立关系，与悲者同悲，用爱与劳动将个体重新与世界连接。

06

以上是别人的故事，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的爸爸是一名语文老师，大半辈子都在云南山区的边远学校里度过。他会大段大段地背诵鲁迅的文章。喝上一点酒，他会说自己是那个站着的穿长衫的人。

他会和我说：小囡，你也许没有权利去决定要做什么，但你至少可以在某个层面决定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阿瑟·米勒说，当一个时代基本幻觉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正在经历一些变化，马太效应加剧，消费意愿下降，教育公平与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核心命题。宏观向好，微观艰难，现实比报表复杂。教育无法抵御风暴，但它能教会我们如何在风暴中思考。

在创造性破坏的洪流中，教育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社会创新的引领者。教育，依然是被技术撕裂的时代中，唯一能让社会持续生长的机制。

然而，真正的增长来自内生创新，而非外部冲击。创新也不是引入新产品，而是打破旧结构。技术的引入，若不懂其为何有效，便毫无意义。

事实上，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人的自由。没有自由，产业革命只是偶然事件，而非持续进步。

上个月，我和爸爸去了趟绍兴，去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我问他，对于未来，我们该乐观还是悲观？他和我说，小囡，这些争论，多是一群糊涂人的狂欢，乐观悲观没有高下之分，乐观的人可以基于虚妄的乐观，悲观的人也可以非常草率的悲观。

历史当然有不可测的偶然，但更有无可避免的必然。98年前，鲁迅在《野草》中写道：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请大家多添衣服，保重身体。